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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史学》第11期代改版发刊词:努力提高世界史研究的水平

作者   马克??

 
  近几年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为了提高世界史研究的水平,在研究生毕业论文,特别是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写作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应该阅读所研究的国家的语言的有关文献,不能只用翻译过来的文献(一般英文居多);应该阅读有关原始史料,不能只以二手的研究著作为依据;论文应该有所创新,不能只是重复别人早已得出的结论,这就要求必须熟悉前人在这一领域做出的成果,站在研究的前沿。虽然这些措施对论文的写作增加了难度,但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正在稳步推行。我认为,这些措施,是提高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十分必须的,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也是恰当的。为了使大家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一定了解,追述一下历史还是有好处的。
  我国的世界史教学和研究,到现在大概可以说是经过了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是我的老师那一辈人,他们对中国的学问都有深厚的修养,以后留学欧美或日本,也受到现代的正规教育,所以都是饱学之士。但是归国之后,他们大都没有去研究世界史,而去研究中国史。他们一般只在大学里教教世界史(那时名西洋史),用几本西方的教材作为参考。因为他们知道,在旧中国,根本缺乏研究世界史的条件,没有基本的图书资料,谈何研究呢。
  我们这一代学人,可以说是第二代,基本上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有一些是留学苏联、东欧等国的留学生,还是受到了正规的教育,不过当时的留学政策主要是培养大学生,很少培养研究生,所以他们的研究训练是不够的。更多的第二代学人是像我这样的情况,学习时没有出过国门,而且也大都是大学生,很少研究生,基本训练比较差。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年代,大部分是在下厂下乡,斗私批修,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教学与研究反而成了副业。而且当时基本上是闭关锁国,和外国没有接触,得不到有用的图书资料,所以总的说来水平比较差,没有达到研究的水平(也许个别的特出贡献者例外)。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贡献,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开始有了断代史(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和国别、地区史的分工,有了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和若干史料集,也初步进行过探索性的研究。
  现在活跃在我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是第三代学人,是中青年学者。他们中有一批人在国外受过严格的训练,在国内成长起来的学者也受过正规的研究训练。这一批人,语言功底好,不但能通晓当代外语,而且我们也有了一些掌握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赫梯文、梵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的专家;他们也了解外国历史的研究情况、学术理路、学科动态,和国际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同时,现在的研究条件已经大有改善,图书资料的建设比过去大有改进,到国外去收集资料、进行研究,请外国学者前来讲学、开会讨论都不是难事。所以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可说成就最大。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也出现了一些真正从原始资料出发写成的著作。通史、各种断代史、专门史,更是层出不穷。可以说,我国的世界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时期。
  但是,如果把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放在世界史坛上考量,则实在没有多少份量。我们既缺乏一流的学者可以和所在国的学者进行对话,也没有发生世界影响、广为外人征引的一流研究著作,在世界史坛上听不到我国世界史学者的多少声音。这样的状况,如何能使我们这些世界史工作者安心呢。我们不是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吗?一流的大学,应该有一流的历史系,一流的世界史,但我们世界史的现状,则确实与之相距甚远。当然,这种落后状况,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我们的落后,应该从清朝算起,少说也有二百多年了。道光帝连英国在那里都不知道,那里还谈得上研究外国的历史。如果再不急起直追,则这样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因为你研究外国,本来就隔了一层,文化的沟通是相当困难的。再加上图书资料的缺乏,研究手段的落后,困难将会更大,如何追赶呢。
  更有甚者,虽然世界史在我国是一个小学科,不为领导所重,亦为流俗所轻,易于保持一片学术净土。但在整个学术界浮夸盛行、急功近利的情况下,也难以独善其身。只求数量,不问质量;改头换面,重复制作;甚至抄袭作伪者,也不是没有。我感到比较重要的问题是,有不少世界史工作者,已经习惯于在别人的二手材料中打圈子。阅读几篇外文文献,甚至是老掉牙的文献,即可敷衍成文,既无新材料,也无新观点,一样也是研究成果;还有,就是近来外国历史的著作翻译了不少,方便检阅。其中一些翻译确是上乘之作,但也有不少是“雇佣”研究生的急就章,难以卒读。奇怪的是,譬如,古典作品的翻译,应该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也不是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作为一种文化建设,大可以从容进行,选择通晓古典希腊拉丁人士,精雕细刻。可是现在却大有一哄而上之势,竞相从现代外语的译本转译,这是为了提高文化,还是为了什么?
  现在,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究竟是知难而上,勇攀高峰,向世界一流挺进呢?还是就搞“中国的”世界史,轻车熟路,一直当外国人的二传手呢?
  从我们北大历史系这几年的举措看,我们的世界史同人(包括教员和学生),选择了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奋力前行,正努力在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基本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虽然这也是十分困难的。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给予特别的重视。
  第一,一定要把语言文字的基本功搞好。要通晓所研究国家的语言,还要通晓国际上学术界通用的语言,所以现代语言就得掌握两三门。如果是研究上古、中古史,花费在语言文字上的工夫还要多。如以我知道的英国中古史说,盎格鲁-撒克森时期的文献,用的是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可说完全不同。诺曼征服后,用的是中古拉丁和古法语。十四五世纪,用的是一种中古的英语,也还要重新学习。如果你要阅读手稿,那还有一些当时的书法规则要学习。所以真是使人望而生畏。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和学生,语言的训练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好多了。出国以后,有的已经基本完成了这方面的训练。在本国成长起来的教师,这方面的训练也相当不错。有的学生,在中学里一门外语已经学的很好,有了前进的基础。把一门外语学好,自可触类旁通,多学几门。就是要横下一条心,乘年青时努力就可以了。我系近几年来已经开设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拉丁语多种课程,学习希腊、拉丁的学生已经有相当一批人,有的已经学的不错,当然还要继续努力。
  第二,就是要从原始资料入手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起码要求。但从我国世界史的图书资料建设来看,这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我们在这方面的欠账太多,是从清朝起欠下的,19世纪西方逐渐建立起科学的历史学,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出版史料,但那时我们连饭都吃不饱,哪有余钱买书呢。后来的国民党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代,都没有买过大批的外国历史图书。我时常说,就如同我们连《二十四史》都没有,如何研究中国史呢。所以,首先的要求是教育部、学校,舍得为文科花钱买书,要像为理科买仪器设备那样,百万、千万美元地花,一年图书馆只有十几、二十万美元买书,可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为固然现在网上资源很多,但是像历史、尤其是上古,中古史这样冷僻的学科,其原始史料上网的是十分少的。买书还是主要的。
  上面的买书要求有点像“天方夜谭”,是将来的事。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多买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买书的渠道,还是比较多的。这几年来,拿我们中世纪史来说,我们还是买了大部头的一些史料书,如希腊、拉丁的《教会文献大全》,《德国文献集成》,《基督教作者文集(希腊编)》和《基督教作者文集(拉丁编)》。还有英国的大型文献如《维多利亚郡志》,《英国传记全集》,并且比较成规模地购买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作品的英文翻译版本,其中有些文献还购买了或准备购买带有搜索引擎的光盘版或电子数据库。我们还准备购买的有《英国中古编年史全集》和《英国财政署档案》等。至于近、现代史的史料,亚洲国家的史料,我想还是可以找到不少的。问题是现在的图书馆,很难照顾到我们这些学科的图书,所以你需要时常给他们开书单,请他们购买。我发现我们世界史的老师对这项工作积极性不是很高。必须把它当作一项大事来进行,天长日久,自然有成。当然也是要花不少时间的。
  阅读原始资料,从中寻找有用的材料,确实很费工夫。许多东西念下来可能一无所得,不如念别人的研究著作来的快。可是如果你老是在别人的著作中兜圈子,最多也只是重复别人的一些看法,介绍别人的一些观点,不可能有创新性的成绩。我们的世界史也只能是别人的附庸。
  当然,写论文也要积极吸收人家的研究成果,利用二手资料。西方对自己的历史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已有几百年历史,成果很丰富,我们大有可以利用的东西。例如,坎贝尔最近写的一本《英国领主农业》,用了六千多个庄园的账目,做成数据库,计算出英国中古的农业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亩产量,牧业生产率,农、牧业比重等一系列数字,我们当然可以采用作为资料。利用二手资料,注意的是要引用权威性著作,而且是新成果。不要把已经过时的东西还拿来当自己的发明。这就要求对有关的史学史知识有系统的了解。
  总的说来,无论是基本功的训练,还是原始资料的收集,在我国国内是不会完成的很好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到相关国家的学术机构、学校去访问、学习、进修。这在今天也不是太难的事,问题是你必须在国内做好准备,语言和学术的准备要十分充分,否则事倍功半,劳而少功。
  第三,有了基本的语言训练和学术素养,也有了充足的图书资料,这是研究世界史的前提条件。但是,要把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搞上去,真正成一家之言,成一个流派,到世界史坛上和权威学派一争雄长,一较短长,那还有更艰苦的路要走。因为,近代以来,欧美的发展在世界上一直走在前面,所谓近代的社会科学,是从西欧发源的,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是从西欧开始的。他们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法学诸学科的成就,研究历史的规律性现象,使历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迄今为止,史学上可称之为规律性的东西,包括各种概念、定义、范畴、社会分期以及发展规律,都是来自西欧的。是根据西欧的历史实际得出的。我们要研究外国的历史,第一步当然是要向人家学习。可是不要忘记,学习的结果之一,往往就是你被人家的话语霸权控制住了,只能鹦鹉学舌,说着人家的语言,重复人家的理论。就如同我们现在的一些合资企业一样,你只是别人品牌的廉价加工厂,没有自己的品牌。
  要知道,欧美的史学理论当然有合乎规律的真理,但是也有不正确的、对历史真实的误解和曲解。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强调西方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西方之外所没有的,因而你就是一个另类,你就是不发展,最多你只能是发展中的。而这种发展也是西方赐予的。任何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当然都是独特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种独特性在西方历史上的表现。我希望我们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们,能够了解到有这么一个问题存在,带着这个问题去研究世界史,去研究欧美的历史。要用批判的眼光,审查他们的理论体系与观点,不要认为外国人说的都是对的。目前是“西风劲吹”的潮流时常阻挡我们的视线,容易让我们在别人后面爬行。但搞研究就是要有标新立异的精神,所以我希望同志们要“标自己之新,立外人之异”。过去有的同学问我,说我们连学还学不过来,如何能标新立异呢。我想有一个简便的办法,就是用我们东方的历史作为参照系,看看究竟它为什么不同于我们,是真不同还是假不同,自然会有启发性。从这个意义上,我曾经试图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看待西欧史,试
图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不过我们这一辈人基本功不好,难说有什么建树。
  我希望我们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志们、同学们,和全国的进行世界史教学、研究、学习的同志们,从基本功锻炼做起,努力拼搏,奋发向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当然要相当长)工作,建立起我国的世界史的学派,在国际史坛上树立起我们自己的旗帜,在解释、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上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本文是我在纪念北京大学历史学科建立10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前半部分,是针对我们历史系的情况说的,现略加修改,予以发表,也许对其他研究世界史的同志有点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