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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同仁论文:“1961年一1963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1961年一1963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牛大勇    《北大史学》第7辑

【内容简介】1961年一1963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两国政府在敌对状态下的沟通对话提供了秘密渠道。双方探讨了打开僵局的各种可能性,就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建立了私下会晤的机制。美国大使进了中国使馆,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同中国外交部长在公开场合握手谈话。1962年夏蒋介石企图反攻大陆,中美及时沟通交底,化解了这场危机。但台湾当局继续干扰中美接近。美方试图从释放美国、放宽禁运、交流互访等小问题入手,先易后难地逐步缓和关系。中方坚持先解决美国干涉台湾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其他问题。这段会谈虽无突破性进展,但在紧张而脆弱的中美关系中起了摸底和缓冲作用,为后来“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转折做了铺垫。

一、会谈的缘起与前期进展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而后转移到华沙举行,至肯尼迪当选总统,历时已有五年多。尽管双方先后讨论过的问题很广泛,但主要议题和争执焦点却一直是美国侵犯台湾的问题,其次是人员遣返和记者互访问题。谈判进展缓慢,成果极为有限,只是在1955年9月10日达成并发布了一项关于平民回国的协议,促成放行滞留在对方国内的本国平民。(1)

    中美会谈的建议是中国在以和平共处的姿态走向世界,为国内建设争取良好国际环境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中方对会谈的态度本来很积极,期望能藉此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故于会谈前即主动释放了11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收到良好的舆论效果,又于 1955年 9月宣布准许12名美国人离境。起初中方的谈判方针也是先易后难,即先从人员遣返、取消禁运、记者互访、文化交流、人民往来、司法协议等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开启中美两国民间接触的道路,改善会谈的气氛,再谋求解决台湾等难题。(2)

    但进人实质性会谈后,以杜勒斯(Forster Dulles)为代表的美国决策人不仅无意解决重大政治问题,而且在各项具体问题上也设置重重障碍,拖延谈判。1958年上半年,又因美国有意降低谈判级别,迟迟不任命新的代表,而使谈判一度中断。(3)

    1958年7月下旬,美国通知中方,将任命驻波兰大使比姆(Beam,Jacob D.)为新的谈判代表,同中方进一步协商重开会谈。 8月初,比姆又同中国驻华沙大使馆联系,试图安排在8月7日进行会晤。就在会谈可望恢复之际,中国领导人显然想用危机心理促使美国重视谈判的实际意义。毛泽东毅然决策,于8月23日炮轰金门。这次台海危机在客观上使美国对谈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以比较务实的态度坐回谈判桌前。(4)

    中国方面继续对会谈寄予希望,毛主席9月吕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5)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美关系问题专门召开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都出席了会议。外交部根据中央的决定拟订了中美会谈的方案。毛泽东特意嘱咐谈判代表王炳南: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等等。这说明中国领导人确实是想通过华沙会谈,缓和中美关系和东亚紧张局势。(6)

    在9月15日恢复会谈的第一次会议上,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是美军撤出台湾地区,中国政府收复金门、马祖和沿海岛屿后,将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澎湖,在一定时期内不使用武力。美国则要求中国政府放弃对金门、马祖使用武力,由美国说服台湾当局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反攻大陆。(7)

    中国警惕到美国有划海为界,搞“两个中国”的倾向,遂暂时放弃了收复金马的打算。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建议,“中美会谈以继续下去为有利,可以拖住美国人,力求避免美方或其他西方国家把台湾海峡问题提到联合国去”。(8)

    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避免再度发生可能把美国卷入战争的台海危机,也要在谈判桌上拖住中国。尽管它对跨越鸿沟达成具体成果不抱多少希望,但还是要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同中国谈下去。

    显然,中国领导人为美国在谈判桌上的拖延态度所激怒,断定对方没有诚意改善关系。由此看来,想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着手渐进地推动谈判是行不通了。同时,伴随着中苏两党在“时代特征”与“帝国主义本性”等问题上的激烈论战,中共对国际问题反应过度的倾向抬头,认为美国政府敌视和遏制中国的立场绝难改变,对美谈判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立足于“斗争”和“针锋相对”。于是中国在19cd年上半年修改了对美谈判的方针,认为前一段会谈分别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就是说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这样,谈判解决问题的次序就从“先易后难”转为“先难后易”,即索性搁置各项具体问题的谈判,迫使美国先解决根本问题。(9)

    1960年5月26日,周恩来告诉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问题是:(一)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如果美国承认这两个原则,自然我们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8月30日,周恩来又向美国记者斯诺表明:“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具体问题”。(10)

    9月13日,中方正式声明,今后不再同美方讨论“枝节问题”,只讨论“根本问题”,也就是要美国同意“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全部武装力量”的问题。美国则坚持要中国先同意在这一地区放弃使用武力。由于双方都是以对方先做重大政治让步为改善关系的先决条件,于是谈判又陷于长期僵持的状态。(11)

二、对话的好处

    肯尼迪上台后,重新考虑把中美会谈当作适当调整双方关系的探测渠道。留任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Parsons,Graham J.)对此前的谈判进行了总结,认为双方在谈判目标上存在分歧。中方不是把大使会谈当作调整双方分歧的渠道,而是当作要求美方做重大政治让步的工具――先从台湾地区撤出全部美国军队,再对北京予以某种事实承认。而美方会谈的近期目标很有限,只是想让中方释放在押的美国人,达成在台湾海峡不使用武力的协定。虽然从表面上看,会谈费时费力,收效甚微,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可以认为对美国有一些好处:[l]可以搪塞美国和世界舆论,表现自己正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同中共打交道;[2]能够把被国人士、记者交流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3]会谈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减震器”的作用,缓和了中共对台湾的军事行动;[4]可以防止“第三者”插手而使美中关系复杂化;[5]为双方提供了直接沟通和讨论各种问题的秘密渠道。尽管中方已经声明不愿讨论具体问题,但实际上仍继续同美方讨论各种具体问题。(12)

    美国看重的就是保持这个对话渠道,认为“如果中共一旦要缓和对美国的敌意,真诚谋求调整双方的分歧,会谈的隐蔽性便可供该政权不失‘面子’地实行转变。同样,如果我方想了解中共对于世界问题(包括裁减军备与控制核武)的态度和意图,或扩大我们的努力,找到同北平政权达成理解的合理立场,大使级会谈给我们提供了同对方领导人沟通的一个方便、迅速、安全、保密的渠道”。美国职能部门的结论是继续保持会谈,会使美国处在更好的对付中共的位置上。(13)

    远东司为新政府准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对以往会谈经验的总结,一个是对今后会谈方针的建议。后一文件提出,下一步会谈可以试探中国对于裁军和核控制的立场,试探中国对美国可能提供粮食援助的反应,可提出学者、记者交流的建议,美国在华被拘人员和在朝鲜冲突中失踪人员的问题等等。远东司认为,不应仅根据有没有具体成果来估价会谈的价值。何况中方可能对新上任的美国政府做出更积极的反应。职能部门的意见得到副国务卿鲍尔斯(Bowles,Chester A.)的赞成。他指出:“似乎会谈目前给我们的好处不大,但未来可能更有用。”(14)

    美国决策者实际上采纳了这个意见,继续保持这个对话渠道,并做了一些新的试探。

三、新政府的新试探


    中美第103次大使级会谈,是肯尼迪新政府第一次同中国政府对话。双方都准备借此机会,探寻打开僵局,改进关系的可能性。

    中国对肯尼迪在大选中鼓吹的“和平战略”持谨慎的观察,想看看新的民主党政府究竟能使美国对外政策做出什么改变。(15)

    美国国务院3月4日指示会谈代表比姆:会谈中应表示美方愿意不计较莫斯科会议宣言和中国官方最近对美国新政府的一系列的抨击,通过会谈程序来讨论双方的分歧,促进和平,避免相互责难。并建议第一步先释放被中国囚禁的美国人,进一步再允许美国记者访??,并当场提供希望访华的美国记者名单。中方若提出要求访美的中国记者名单,美方将保证尽快审批签证。这是美方小心谨慎地制定的一项交换记者的综合建议,实际上是由双方在对方提出的名单中挑选同样人数的记者。同当年杜勒斯顽固拒绝中国记者访美相比较,这个建议应该说是进了一步。比姆还奉命准备如果中方提到粮荒问题并指责美国借机渲染中国形势时,可表示美国无意利用此事进行宣传,如果中国果真需要粮食,美国愿考虑响应这一需要。如果中方询问美苏禁止核试验的谈判进展,可相机劝诱中国加人条约。对于中方视为根本障碍的台湾问题,美方应再次声明,从未试图迫使中国放弃对台湾的要求,只是试图让中方同意以和平方式而不是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实现自己的要求。总之,美方希望缓和气氛,改善对话,从具体问题着手探寻改善双边关系的可能性??(16)

    在3月7日的会谈中,中方代表王炳南简要而温和地向美国代表比姆表示:这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同中国进行的首次会谈,希望美国政府能提出新的建设性方案。当然,王炳南也说明,“改善双方关系所需要的一切,就是美国撤除对台湾的武装占领。虽然过去11年中没能解决台湾问题,相信下一个11年内总能解决,越早解决越好。”从台湾撤出武装的问题,是美国当时还不肯做的让步,王炳南的这番话,一方面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带有“将一军”的味道。王大使还回顾中方在 1955年就已经分若干步骤,释放了 11名美国飞行员。比姆忠实地按上司指示表达了对继续会谈、释放美国、记者互访、台海和平等问题的立场,声称美国取消了对华人离境的限制,就是对中方释放美国飞行员的回应。由于中方并未提出粮食和核控问题,比姆也就没有主动就此说什么。(17)

    从这次会谈的情况看,双方既定的谈判目标相距甚远,对于应解决问题的轻重缓急,认识全然不同。王炳南认为美方没有提出积极的方案,记者互访问题应该按照中方1960年9月6日的建议办。当即退回美方的记者名单,重申“台湾问题不解决,很难在其他问题上取得进展”。中国当时正处在严重的天灾人祸之中,这可能是不接受美记者访问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所以显然不会考虑在困难之际要美国提供粮食。美国此时也不愿主动提议供粮。双方利用新政府上台之机微调关系的初次试探,没有取得进展。(18)

    但在这次会谈后,中国释放了在押的美国人麦肯(Robert E. McCann)。(19)

    美方对此作出了回应。在4月18日的第104次会谈中,美方感谢中国释放麦肯,指出美国公众广泛关心被监禁在中国的美国人的状况,释放他们有助于改善会谈的气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实际障碍。比姆透露美国已经促使蒋介石把窜扰老挝的残部撤回台湾。还提出关于新闻人士交流协议的新草案,其中接受了中方1957年9月12日草案中的一些措辞,但坚持采取各自宣布自己政府意向的形式,避免中方草案中隐含的两政府同意之意味的措辞。王炳南这次没有当场回绝,但对美国新政府就职三个月以来没有变更对华政策的迹象表示失望。指出只要美国从台湾撤军,两国关系立见改善。B比姆则重申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即中国可以不放弃对台湾的要求,但应放弃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实现这个要求。(20)

四、腊斯克、哈里曼主动与陈毅握手

    为打开华沙会谈的僵局,中美双方还尝试进行另外的接触。

    中国1961年5月应邀派出以陈毅外长为首的代表团,参加解决老挝问题日内瓦国际会议。美国方面看到一个同中方进一步接触的机会。国务卿腊斯克和代表团团长哈里曼(Ilamman,W.Avered)都有兴趣借这个机会同陈毅私下晤谈。

    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6月I7日向国务院建议,由哈里曼秘密会见陈毅外长,讨论有争议的老挝问题。与前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对中国代表团的著名态度不同的是,腊斯克认为“应力求避免同中国代表团形成人际关系上不必要的紧张”,故回电表示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但他又对直接同陈毅接触顾虑重重,觉得“这种会晤似乎不可能保密,因为中共会考虑利用此事,作为提高自己声望和表现我方软弱心虚的手段,向外透露我方主动接近他们。我们主动进行这种私下会谈,会引起我们的亚洲盟国及其政府产生很坏的反应”。他宁愿等到会议的进展可以确保美国方面采取这一重要步骤时,再考虑进一步的建议。不过,鉴于杜勒斯僵硬态度的教训,他指示美国代表团成员这次要在会内会外对陈毅和中共人员采取“正确的态度”,“原则上不主动进行另外的接触,但也不拒绝中共的主动行动”。此外,“我们不反对通过斯蒂夫(John M. Steeves,美国代表团代表、国务院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在代表团住地或其他可能碰见的场合,随机非正式地与王炳南接触,试试中共的反应”。(21)

    中国方面获悉美方高级官员想同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陈毅外长直接谈一谈的愿望后,即通过王炳南转告比姆,中方期望实现这次谈话。(22)

    中美寻求接触的努力,多少有一点结果。6月间,在日内瓦会议的一次招待会上,斯蒂夫找到机会同王炳南交谈。王希望努力使双方关系正常化,但应由美国采取主动,因为中国是被错待的一方。哈里曼夫妇随后加人了谈话,还一起过去同陈毅外长握手,交谈了几句。(23)

    腊斯克本人回忆,他在日内瓦时,也曾“谨慎小心地”建议与陈毅进行私下会谈,遭到中方的拒绝。但在一个宴会上,他见到了陈毅,想到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之举,便主动走向陈毅并伸出手去。陈毅感到意外,退了一下。转向同事们说了句腊斯克听不懂的中文,终于微笑地握住了美国国务卿的手,相互寒暄了几句。(24) 虽然哈里曼、腊斯克同陈毅的这种戏剧性的会见并不意味着实质性的进展,但同杜勒斯时代相比,双方的交往毕竟前进了一步。

五、拒绝“施舍”,开辟“私下会谈”

    在6月29日的第105次会谈中,美方代表终于提出粮食问题。表示许多美国公民要求允许给中国大陆人士寄送食品包裹。美国政府出于人道立场,建议准许这种邮寄。包裹纯系个人性质的采购和寄送。正如美方所料,王炳南的答复是:中国这几年虽然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将靠自己的努力克服灾害,包括在海外购买原粮,不要任何方面的“施舍”。比姆再次强调此举纯属个人行为,王也重申:不要任何“施舍”。美国苦心设计的一小步“松动”,就这样碰了壁。(25)

    除此之外,在各种问题上,双方几乎是把各自的立场重述一遍。比姆奉命以低调姿态阐述美国的各项立场,避免争论。重申应先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小步改善关系。王炳南表示已经研究了美方上次会谈提交的新闻交流协议草案,不能接受这个草案,新闻交流要同美军撤出台湾挂钩,美国应接受中方1960年9月6日提出的关于新闻交流的立场。(26)

    显然是为了缓和气氛,进一步探寻从原则问题上改善关系的可能性,王炳南会后邀请比姆到另一个房间进行轻松的咖啡谈话,历时一个半小时。双方谈论了老挝问题,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等。在台湾问题上,王炳南向美国说明了和平解决的条件:美国若从台湾地区撤军,中共就会同蒋介石和平解决。原国民党代表人物现在在大陆当将军,蒋有资格获得更高的地位,得到体面航待遇。比姆注意到,王炳南刻意使用友好和有说服力的语言,不断指出两国政府应该也可以调和各自的观点。王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常对美国提出很多批评,美国还是应冷静对待。试把这些批评同李承晚、蒋介石及日本某些政客对美国的吹捧对照一下,那些吹捧对美国何益之有?比姆感到这种非正式的谈话很有用,建议国务院批准他今后也采用。(27)

    美国政府也有兴趣通过这种非正式的私下晤谈取得进展。国务院负责人商议后,指示比姆对王炳南的非正式接触作出积极回应,可在口国述职前邀请王到住处或任何安全的地点进行这种非正式的会晤。要说明美方的方针是争取通过现实的有弹性的努力在实际问题上取得进展,不要企图使对方在基本问题上投降。北京和美国各有自己的世界观,对台湾问题也有各自的看法,目前不可能就这些问题达成妥协。但既然双方领导人都对本国人民的命运承担着责任,两政府间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利益共同点,实行合作?总是局限在对台湾的不现实的要求上,很难取得进展。先解决一些本身看似很小的问题,却能够逐步改善双边关系。比姆应表示:如果中方能提出现实可行的步骤,他愿意带回华盛顿探询和讨论。(28)

    从以上几个回合的谈判情况来看,美国新政府确实有意调整一下杜勒斯时代造成的过于僵硬的双边关系,试图从一些小问题人手,一小步一小步地缓和关系。但是中国似乎仍对“先易后难”的小步改善不感兴趣,坚持先解决台湾这个根本问题。

六、比姆走进中国使馆,却遭当头棒喝

    7月底吕月初陈诚应邀访美,虽然是为了调和美台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但在中国看来,却是美台紧密勾结的象征,从而使中美大使会谈的气氛紧张起来。

    8月15日双方的第106次会谈,又成为对相距甚远的立场的呆板表述。王炳南称,陈诚访美恶化了中美关系,实际问题没法解决。在美台副总统互访的时候(美国副总统约翰逊已于5月份访台),美中记者交流的建议就不可设想了。会谈成功的机会在于改变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占。但在会后的咖啡谈话中,王炳南表示:中方不反对哈里曼在日内瓦提议的中美代表团就老挝问题举行会谈。中国人民无意反对美国人民,所有中国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周总理、陈外长都多次说过,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绝不会威胁美国利益,绝不会向外扩张。这不仅因为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和领土供自身发展,而且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允许扩张主义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适用于中美关系。所以我们主张建立太平洋无核区(指1960年7月30日周恩来总理致第六届世界禁核裁军大会的信)。比姆也按照国务院的指示重申了应努力寻找共同利益,从小到大、由易到难的谈判方针,强调先从小的实际问题上寻求解决,将会促进关系的缓和。他特意把回国前的日程透露给王,以便对方请示上级后为向华盛顿传话安排私下的会晤。(29)

    从这一段谈判情况看来,中方虽然有缓和中美关系的想法,但在外交大战略上仍要坚持高举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旗帜。这就制约了中美大使会谈的进展,不可能找到有效的步骤缓和双边关系。这时期,美国相继增兵南越、干涉老挝,在冲绳、南朝鲜进行军事演习,蒋介石也在金门、马祖举行军事演习,在柏林墙事件中与苏联阵营针锋相对等等,在在加剧了中国对周边和国际局势的紧张感。美国在联合国进行“两个中国席位”的尝试和邀请陈诚访美,也加深了中国的敌对情绪,以至在大使会谈中出现了欲进又退、欲拉又打的场面。

    8月31日,王炳南邀请比姆到中国大使馆晤谈。华盛顿认为可能有好信息传递过来,马上批准他尽可能隐蔽地去访问中国大使馆。这在中美大使会谈以来尚属首次,打破了当年杜勒斯不许以使馆为谈判场所的禁令。比姆9月巫日兴冲冲地踏进中国大使馆后,却见王炳南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件,照本宣科地谴责美国在柏林、南越、老挝、冲绳、南朝鲜、金门等地制造紧张局势,把前国务卿杜勒斯的战争政策大大向前推进了。人们曾希望肯尼迪政府能变美国政策为和平政策,但现在美国政府不但无意脱离战争道路,反而走近战争边缘。中美会谈了106次仍无进展,原因就在于美国干涉中国与台湾之间的事务。美国毫无通过谈判解决根本问题的意图。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想通过谈判手段加大根本分歧。台湾问题是中美间的最重要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都难以解决。

    乘兴而来的比姆对这番连珠炮般的指责显然缺乏思想准备,认为中方的反应过分了,重申必须在有相互利益的问题上寻找共同基础,即使在小事上取得进展也是明智的,因为这样可以打破僵局。他责问:私下会晤若在这种气氛下进行能有什么用处?中方是否真认为美国在利用这些会谈推行侵略政策?他将不得不把这个观点上报美国政府,让它得出自己的结论。王炳南大概也想缓和一下气氛,笑着邀请比姆到隔壁房间去吃精美的中国饭菜。比姆余怒未消,婉言谢绝,败兴而去。他向政府汇报这次会晤时指出,王炳南显然念的是准备好的政府声明,这同王以前在私下会谈中表现的和解态度完全相反,王本人似乎也略感尴尬。(30)

    中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打破僵局。陈毅外长I961年10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提议将中美大使级会谈提升为外长级。对于这样的“跃进”姿态,肯尼迪拒绝响应。他在记者会上宣称,美国在日内瓦和华沙先后和中共沟通,但未见任何证据表明中共愿与美国友好相处。把关系未能有所改善的责任,推给中方。于是,中美大使11月28日举行的第107次会谈,又是各唱各的调,各说各的理,除了相互指责以外,没有任何进展。(31)

  七、折冲樽俎止干戈

    即使大使级会谈暂时不能取得进展,中美双方还是耐心保持着这个对话渠道。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10月26日提出一个“门缝”政策建议,即设法使中国大门开着一条缝,以寻求建立更满意的中美关系。为此需要继续与中国沟通,保持大使级会谈。还要进一步研究一旦情势变迁,可以在什么条件下承认中国,以及应怎样把中国吸收到美苏裁军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中去。他们主张,为了给缓和关系开辟道路,无论中国有关美国的声明多么尖锐,美国都应避免一触即怒的回应,在美方的声明中应避免尖刻的措辞和无谓的漫骂。应继续通过美国记者接触中国,争取在有安全保障的限度内使美国观察家、科学家、学者甚至商人得以进人中国,还可利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类有自我制约作用的中共宣言,动员各国敦促中共恪守诺言。(32)

    从1962年3月1日第108次会谈开始,美国由卡伯特(Cabot,John M.)接替比姆出任谈判代表。双方争执的焦点如旧。卡伯特是个波士顿的富家子,曾经担任过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在王炳南的眼中,这个新对手外交经验丰富,但才能平平,为人和善,举止随便,不拘外交礼节,常常在谈判桌上开点玩笑。尽管作为个人,这是一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伙伴,但是作为两个敌对国家的代表,他们在接下来的几次会谈中,除了唇枪舌剑,相互辩难之外,没能取得任何进展。(33)

    终于,他们有机会在一次重大危机中,为两国决策层的沟通做出贡献。

    1962年,台湾蒋介石集团趁大陆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机,厉兵袜马,积极备战,准备反攻大陆。并以公开的舆论鼓吹相配合。

    据大陆方面得到的情报,蒋介??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和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34)据中国军事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蒋介石利用我国大陆经济面临的最困难情况,准备对东南沿海的福建省和闽粤、闽浙结合部采取军事行动,为此成立了以他和陈诚为首的“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最高指导机构。国民党军队还在美军的参与下,在台湾南部地区举行了代号“昆阳”的作战演习。这一切都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警惕,立即作出紧急军事部署,向东南沿海调集重兵。(35)

    5月底,正在国内休假的王炳南被周总理约去谈台湾海峡局势。周总理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于一场了。总参谋长罗瑞卿进一步给王大使介绍了军事态势。(36)

    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问题要看美国支持不支持,要争取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周总理命王炳南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王炳南立即赶回华沙,按照国内规定的时间通知卡伯特6月15日私下见面品茶。可是,由于国内南方大雨,冲断了一些重要桥梁,向福建前线集结兵力的行动受阻,王大使又奉紧急电令装病,推迟会谈时间。弄得他好几天不敢出门。(37)

    中国在福建前线地区集结重兵的行动,给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敲响了警钟,美国对华政策面临是否卷入战争的考验。

    经过一番紧张的研讨,美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于6月22日上午和傍晚分别同英国和苏联接洽,请它们向北京传达明确的信息:根据美台之间的条约及换文,台湾当局发动任何进攻都需得到美国的赞同,而美国在现形势下无意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计划。另一方面,如果中共攻打沿海岛屿,也将引起美国军队的卷入。(38)

    同时卡伯特也奉命立即设法向王炳南直接讲明这番意思。

    6月23日下午,王炳南大使邀请卡伯特“茶叙”。谈过东南亚局势后,切人正题。王炳南指出蒋介石集团正在准备侵犯大陆,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他警告说: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卡伯特宣称自己奉命声明:美国政府在现存形势下无意支持台湾当局对大陆的任何进攻。根据条约,未经美国同意,台湾不得对大陆发动进攻。对于中国在福建集结重兵,如系防御之意,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有进攻意图,将存在美军卷人的严重危险。王炳南要求他把最后这句话重述一遍。卡伯特重述后再次申明:美方无意允诺或支持在任何地方侵犯中方。王炳南历数美国多年来向国民党当局提供的军事援助,质问:若无美国支持,蒋怎敢进犯?如发生进犯,美国当然要负责任。在王大使的追问下,卡伯特保证美国会从言和行两方面澄清自己与进犯没有干系,并将谋求和平。据王炳南二十多年后回忆,卡伯特甚至说过,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据卡伯特当天的报告,他要求中方保证不进攻台湾,王炳南长时间考虑后,回答说并不存在中共进攻的问题,问题是台湾正在组织进犯大陆。卡伯特对未能达成相互保证表示遗憾。王急忙补充说:现在并未面临中方谋求武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发生进犯,整个情况的性质就变了。(39)

    这次会谈应该说使双方都摸了底,两位大使立即把情况电告国内,对两国政府了解对方意图,作出理智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40)

八、来自台湾的干扰

    在以后的会谈中,双方又回到阐述己方立场和批评对方政策的状态,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没有谈出任何结果。尽管如此,卡伯特评价会谈的气氛是“务实的”,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安全阀门”。(41)

    9月9日,国民党空军一架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南昌上空被击落。美国国务院当天公开承认,洛克希德航空公司(Lockheed Aircraft)1960年7月卖给台湾两架U-2飞机,获得过政府的出口许可证。肯尼迪13日在新闻会上也按这个口径发言,意在开脱政府责任,把美国的角色说成是一种商业行为。20日,中美双方进行了一次大使会谈(原应为第113次会谈,但根据中方要求,改为一次不编号的特殊会谈)。王炳南就这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种间谍活动完全由美国情报部门操纵,是美国煽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国对此要负完全责任。中国的结论是,U-2事件证明肯尼迪政府比其前两任在对华政策上更富于冒险性,更不负责任。卡伯特辩解说,飞机是台湾当局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购买的,美国政府对制造商卖出的飞机的用途不承担责任。中方既然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台湾自然会采取侦察之类的预防措施。此外,他重申在6月23日会谈中的声明仍是美国的政策。(42)

    台湾空军依赖美国的装备和训练,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其高空侦察机多次深人大陆腹地拍照,也早为中共所察觉。这次击落U-2飞机,就是根据对其多次飞行路线的分析,精心设伏的结果。这是1958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上空击落的第四架美制侦察机。中方之所以要由此提出肯尼迪政府更有冒险性的结论,应该是在中苏论战激化的背景下,对肯尼迪政策性质的一种判断,也是为了借此事向美方施加压力。(43)

    中国方面对近期内的会谈取得任何进展已经不抱希望,但仍有耐心继续谈下去。周恩来11月初对来访的英国代表麦克唐纳说:中美会谈已经进行了7年,毫无结果,但我愿意再谈他7年。(44)

    美方也认识到双方的鸿沟不是靠短期的谈判就可以跨越的。美国对华政策设计者们主张保持这条沟通的线路,但不要一开始就期望甚至追求达成正式协议,或谈出什么成果。在一段时间内,这条线路的功能是让双方平行地发送和解读信号,即表达自己的政策和意向,领会对方的政策和意向,直到捕捉到变化的迹象而敏锐地予以恰当的回应。美国可以调整的主要领域是贸易政策和军事对峙政策。(45)

    在双方的第113次大使会谈中,王炳南回顾了中国谈判方针的演变。在会谈初期,中国的想法是暂且搁置主要问题,先商讨一些次要问题。因此,在1956年和1957年,中方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取消贸易禁运,进行人员交流和文化交流,相互提供司法协助,交流记者等等。但是由于美方对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设置障碍,例如拒绝中方1960年9月6日关于记者交流的合理建议等,才迫使中方得出结论,只要中美间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就不会有任何进展。卡伯特在这次会谈中再次提出释放被关押的美国人和双方交流记者的问题,王炳南也重申中美会谈的实质性目标是要华盛顿解决把台湾归还祖国的问题。接着,他谴责了美方飞机舰艇人侵中国领海领空、参与台湾军事演习、高级将领访问台湾、扬言在与中国的冲突中使用战术核武器、暗中纵容蒋介石反攻大陆等问题。卡伯特―一加以辩驳,但也声明他在6月间向王表达的美国政府不支持人侵大陆的立场没有变化。双方还交换了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46)

    1963年2月2O日举行第114次会谈时,美方纵容蒋介石集团侵袭大陆的事实已被揭露。在世界舆论的谴责下,美国处境十分尴尬,又不能放弃对蒋帮窜扰的支持,于是会谈中的口径有所变化。国务院指示卡伯特应继续不承认美国卷入侵袭行动,但避免重申去年6月23日会谈中作出的无意支持台湾当局进犯大陆的保证。(47)

    4月17日的第115次会谈,在东南亚和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背景下,是交锋比较激烈的一次。双方围绕老挝政局危机、越南战争。美舰侵入中国领海、美台军事活动等问题进行了尖锐的辩论。(48)

    在7月31日第516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由于担心中国近期内可能在中印、中老边界发动断然进攻,小希尔斯曼建议指示卡伯特在华沙会谈中警告中国不要在这个地区采取会令美国立即作出反应的行动。(49)

九、坚定而不敌对?

    美英苏这年7月经维也纳谈判,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国认为这个条约有利于少数核大国巩固自己的核垄断,能够继续生产、运送、使用核武器,并把它们进行的地下核试验合法化。同时束缚了中国等国家的手脚,不让它们研制、掌握核武器,保护自己免遭核威胁。中国认为这个条约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同美帝国主义妥协的产物,是有意牺牲正在研制核武器的中国的利益。中国决不就范,还要反将一军,7月31日发表声明,提议全世界所有国家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周恩来总理8月2日就此项建议致信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希望各国政府予以响应。

    在8月7日中美第116次大使会谈中,王炳南转达了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并将周恩来总理致肯尼迪总统的信托卡伯特转交,希望美方能积极响应。如果美方想同中国讨论此事,他随时可按美国代表的安排进行讨论。王炳南还指出三国条约不仅未能彻底禁止核试验,反而可能引起新的核竞赛。没有中国参加,当今国际事务中的重大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美国在中国周边进行的核部署,使中国重要城市和内地都受到美国核力量的威胁。为此,他奉命提出一个旨在减轻核威胁的协议宣言的草案,希望美国政府予以认真研究和考虑。其基本内容是:[l]中美两国政府联合建议设立亚洲太平洋无核区,包括中国、美国、苏联、日本。[2]美国政府从中国周围撤走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并撤走一切核武器和运载工具。(50)

    会谈后,王炳南特意留住卡伯特。告诉他,自己刚从中国回来,中国人民正在勤奋地建设自己的国家,他们有够多的事情要做,决不会越出自己的边界去别的地区。不要相信美国报界宣扬的中国是远东魔鬼的谬论。(51)

    中国反将一军的建议,当然不是美国能够接受的,但毕竟提出了一个至少可供双方进一步谈判的起点。而以关心人类面临的核威胁自诩、特别是关心所谓“中国未来的核威胁”的美国,却拒绝直接同中国政府谈判这个问题。

    鉴于中苏裂隙的扩大,国务院考虑在中美会谈中采取更和解的调子,询问卡伯特这样做是否会得到中方的回报?这位肩负沟通和改善关系的大使认为看不到可能得到回报的任何迹象。但他建议国务院根据对全盘情况的了解来研究形势,判断改变会谈的气氛是否值得一试。9月11日中美大使第117次大使会谈。王炳南再次提请美方积极回应周恩来总理信中和宣言中全面裁军和彻底禁核的建议,指出上次会谈时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有助于顺利解决中美之间的其他争端,中方愿意进一步谈判解决技术问题。美国却借口中方的建议“是模糊的”而不肯回应,实际上是不愿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又害怕直率拒绝会给中方提供进行核试验的理由。然而,略有新意的是卡伯特奉命宣称:美国打算对中国保持“坚定而不敌对的态度”,并准备耐心等待直至中方愿意合作缓和紧张局势。(52)

    然而,中方尚未来得及对这话的含义仔细研究并作出回应,11月初台湾当局派遣美制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于大陆一事,又把中美关系推往继续敌对的方向。到了11月13日双方约定的下一次大使会谈,也就是肯尼迪生前的最后一次中美会谈,主题却成了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抗议与反抗议。王炳南把美方刚刚表达的“坚定而不敌对”的对华新立场斥责为“谎言”。他历数美国飞机军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空降蒋帮的游击队、邀请蒋经国访美、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在南越和南朝鲜扶持代理人、装备印度军队、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等敌对行动,―一予以谴责。卡伯特除了―一辩解之外,还是坚持要求释放美国,交流记者。双方的会谈,依然陷于僵局。(53)

    综观肯尼迪时期中美大使会谈的情况,似乎除了给双方提供了交换观点和信号的机会之外,一个具体问题也没有解决。但是,在控制危机和避免冲突的意义上讲,会谈确实对中美之间紧张而脆弱的关系具有探测仪、缓冲器和减压阀的作用。长期僵持不下的局面,使双方都认识到要求对方一下子就完全投降的立场是行不通的。需要先从“小事”做起,少放空炮,多想办法寻找利益的交叉点,为进一步地改善关系铺垫基础。另一方面,历史的进程表明,中美关系从敌对到正常化,还需要由国际大战略格局的变化来促成。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年中苏关系分化时中方激烈的反修言论,不仅成为美国反华强硬派指责中国持“侵略”立场的口实,而且引起了美国那些想改善对华关系的人的顾虑。(54)

    差不多十年以后,当中国的外交决策者机智地“以小球转动大球”,在中南海迎来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总统时,双方对前一段的交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毛泽东坦率地对也曾是肯尼迪的政治对手的尼克松讲:“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主席和总理是完全不同意的。使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们都认识到世界的新形势,是我方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我们的政策”。

    毛主席在结束会见时,又若有所感地说:“我想,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恩来笑。)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55)

    在实现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变以后,两国领导人之间这一段回顾与总结,值得人们回味。
(牛大勇1954年出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注:(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 2301-2302页
    (2)同上,第2289-2296、2302-2304、2327-2304、2437-2438页。
    (3)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4)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潘益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6-87页;廖心  文:《1958年毛泽东决策炮轰金门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下册,第2711页。
    (6)王炳南前引书,第74页。
    (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15,195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1958-1960,Vol.19,pp190-191;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on Poland,Sept.16,1958,Ibid.,p.200;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Poland,Sept.28,1958,Ibid.,p.294.
    (8)《周恩来与1958年炮击金门》,《党的文献》1997年第3期第68页。
    (9)王炳南前印书,第71页。
    (10)《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286页。
    (11)Peking Review,Sept.14,1960.
    (12)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Parsons)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February 19,1961,FRUS,1960-1963,Vol.22,pp.9-11;还可参见比姆前引书,第81-106页。
    (13)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Parsons) to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February 19,1961,FRUS,1960-1963,Vol.22,pp.11
    (14)Ibid.,p.9,footnote2,and p.11,ft.4.
    (15)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2,1961,Ibid.,p.131.
    (16)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Poland, March  4,1961,Ibid.,pp.22-25.
    (1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7,1961,Ibid.,pp,25-26.
    (18)Ibid.,p.26.中国领导人对“救济粮”的态度,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499页
    (19)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8,1961,FRUS,1961-63,Vol.22,p.51,ft.2.
    (20)Ibid.,pp.51-52.
    (21)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Consulate General in Geneva, June 23,1961,pp.80-81.
    (22)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30,1961,Ibid.,p.88.
    (23)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Consulate General in Geneva, June 23,1961,pp.81,ft.3.
    (24)Dean Rusk, As I Saw It, As Told to Richard Rusk, W. W. Norton&Company,New York,1990,p.287.
    (25)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9,1961,Ibid.,p.86.
    (26)Ibid.,pp.85-86.
    (2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30,1961,Ibid.,pp.87-88,比姆前引书,第104页。
    (28)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Poland, August 13,1961,FRUS,1961-1963,Vol.22,pp.118-120.
    (29)Ibid;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15,1961,Ibid.,pp.120-122;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16,1961,Ibid.,pp.122-124;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16,1961,Ibid.,pp.125-126.
    (3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1961,Ibid.,pp.130-133;比姆前引书,第105-106页。
    (31)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28,1961,FRUS,1961-1963,Vol.22,pp.168-169. 
    (32)Draft 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Oct.26,1961,Ibid.,pp.162-164.
    (33)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8,1962,Ibid.,pp.186-18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April 5,1962,Ibid.,pp.211-212;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7,1962,Ibid.,pp.225-226;王炳南前引书,第85-86页。
   (34)王炳南前引书,第86页。
   (35)总参谋部编写组:《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368-373页。
   (36)王炳南前引书,第86-87页。
   (37)王炳南前引书,第87页。
   (38)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Ball to President Kennedy, June 21,1962,FRUS,1961-1963,Vol.22,pp.258-25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22,1962,Ibid.,pp.267-269;Tele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June22,1962,Ibid.,p.270.
   (39)王炳南前引书,第88-89页;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23,1962,FRUS,1961-1963,Vol.22,pp.273-275.
   (40)Ibid;王炳南前引书,第90页。
   (4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2,1962,FRUS,1961-1963,Vol.22,p.2293;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23,1962,Ibid.,pp.303-305.
   (42)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20,1962,Ibid.,pp.318-320.
   (43)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68页。
   (44)Telegram From the Consulate General at Singapor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v.13,1962,FRUS,1961-1963,Vol.22,pp.324,ft.2.
   (45)Paper Prepared in the Policy Planning Council,Nov.30,1962,Ibid.,pp.326,331.
   (46)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Dec.13,1962,Ibid.,pp.332-335.
   (47)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20,1963,Ibid.,pp.349,ft.4.
   (48)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17,1963,Ibid.,pp.363-365.
   (49)Summary Record of the 516th Meeting Security council, July 31,1963,Ibid.,pp.372. 
   (50)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7,1963,Ibid.,pp.378-381.
   (51)Ibid.,p.382.
   (52)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ept.11,1963,Ibid.,pp.392-395.
   (53)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Nov.13,Ibid., pp.405-408.
   (54)Ibid.,p.408.
   (55)William Burr ed.,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The Top-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Moscow, The New Press, New York,1998,pp.63-65;参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