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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光辉

一代人的理想主义光辉

 

      彭小瑜

 

我于1977年夏天在杭州高中毕业,在年底的高考以后成为了北大世界历史专业――准确地说,应该是“外国历史专业”――77级的24位学生之一。

我们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接触的世界 史老师,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魅力四射的群体。和北大的其他教师一样,他们不仅传授知识,他们教给我们理想,教会我们鄙视肤浅和追求深刻。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让我们的视野转向了国学以外的境界,同时又教会我们关注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当年的 马克��老师,应该以英气逼人来形容,还不是今天这样可爱的慈眉善目。他经常提醒我写文章要思路清楚和概念准确,不要“糊里糊涂”,使我现在还有过分小心推敲字句和界定概念的“后遗症”。如果非要说一个故事,我始终记得“世界中古史”的第一节课,但不是那节课的内容,而是那节课的开始。 马老师说起自己短暂学习机械工程的经历,说起他如何改变初衷研究起了历史,说到他少年时期经历的战乱,希望我们能好好学习,知道怎样能够让国家变得富强起来。这样的开场白,现在的学生也许会觉得过度理想主义了,但是对 77级的学生,起码对于我,是具有鼓动效果的,而且难以忘怀。北大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地方。在大二,我们听过 潘润涵老师的课,他面色鲜红和兴奋忘情地讲述着“阿芙乐尔号”那一声炮响。到了大三,同样留苏的 徐天新老师却对前苏联农业政策的失败,做出冷静、深刻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从讲授古代两河流域的 周怡天老师,到讲授亚非拉历史的郑家馨、 林被甸老师,我对所有世界 史任课老师的共同印象,是他们的感染力和抑制不住的奔放热情。这里有他们的形体语言,也有他们的语气和语调,更有他们炯炯有神的目光由讲台照射下来。尤其在每次听 潘老师讲欧美近代史的革命运动以前,我都觉得应该敦促自己进入一个振奋的状态,否则真对不住讲台上慷慨激昂的老师了。 潘老师最近身体不太好。我和其他很多同学其实都很怀念他的理想和奔放热情。无论大家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是什么、会有什么变化,他的激情是永远让我们感动和怀念的。他也知道我喜欢长跑,曾经鼓励我要跑更多距离,说,“你每天就跑一点点,还吃那么多,越来越像个小胖子了。”真希望他在病好以后,也和我一样每天跑跑步。

1949年以前的中国高校没有系统建设过外国历史学科,我们的学科建设基本上是新中国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苏联专家和留苏学生的贡献,也得益于引进的大批苏联教材。除了厚重的多卷本通史教材,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和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的《中世纪史》等专门史教材,都为学生提供了相当详细和专门的学习材料,许多都是七、八百页厚。这种规模和深度的外国历史学习和研究,在这以前的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群像罗荣渠、马克��、 林被甸教授那样的、由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青年学者,一群像潘润涵、徐天新、 郭华榕教授那样的留苏学者,一群像何芳川、何顺果 和宋成有教授那样稍微更年轻一些的学者,实际上承担了在中国开拓外国历史研究的使命。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年青的学生和学者比较多地注意到,前苏联历史学以及我国50年代到70年代的世界历史研究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相当多的学生甚至不再读5060年代翻译出版的前苏联历史著作,也很少有学生认真学习俄语。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我们 那些老师闪光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他们在正常的对外文化学术交流几乎停顿的情况下严谨、认真的学习和研究的态度。最近我读到胡适与 李大钊先生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反对把“主义和学理当成宗教信条一样来奉行来顶礼膜拜”。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李大钊提出“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更深切的社会关注吗?他这样的热切态度难道不是对照出了胡适的冷漠和麻木吗?回顾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所读的外国历史著作,西方学者的严谨细密是让人钦佩的。而前苏联学者以及我们的老师对“剥削和被剥削”社会现象持久而尖锐的批判,也同样值得我们铭记和继承。 马克��教授对西欧封建社会的研究和批判, 潘润涵教授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讴歌和分析, 徐天新教授对前苏联体制的解剖和评价,都在教会给我们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教会给我们社会正义感和以及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历史学系自然有拙朴的一面,即便是在做学问的拙朴之外。二院是历史学系在最近30年的办公地点。大家现在很容易忘却的,是这里曾经有鲜红绚丽月季花在每年春天和初夏灿烂开放,曾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野草园。当年的办公室主任老杨,是一个转业军人,有些木讷,但是非常喜欢伺候院子里的花草,他的园艺顺从自然,没有刻意雕琢。他还种了一些外形象兰花的黄花菜,开出很好看的金黄花朵来。他浇花的时候,我经常在边上和他聊天。老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他种的月季和黄花菜前几年还开放着。学校似乎在规划景观,院子里现在铺上了整齐的草坪,但是杂乱而丰盈的野草、月季和黄花菜却没有了。我很怀念二院往年随意舒展的树木和花草。

 

    备注:作者彭小瑜于1977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学习,现为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