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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华侨史研究

我与华侨史研究

  

我在跨出北大校门分配到上海工作后,不务正业,学非所用,一直被支来差去。先是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后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最后又在一片“备战备荒为人民”声中去了安徽小三线。日月如梭,这般反复的折腾,竟耗去我15年光阴。当我于1979年初重返上海社科院时,已是40初度的“大龄青年”了。如今我已退休,且渐渐老去,常听人说人老易怀旧,默默常追忆,此话有道理。兹将我重温往日情怀中的断篇残简择要记述如下:

                         参加《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写

     由周南京先生任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以下均简称为《全书》)是一部大型综合性工具书,一共12大卷,每卷约100万字,并采用完成一卷出版一卷的方法。因为是民间的,故《全书》所需编辑出版费用,由菲律宾华商、大慈善家龚诗贮先生独家赞助。参加《全书》编委会、各卷编辑及其撰稿人员多达几百人,主要来自全国的各所大学、有关机构、社科院和各学术团体,如北京大学、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新华社、中新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研究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徐州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华侨历史学会、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海南省华侨历史学会、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云南省华侨历史学会、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吉林省社科院朝鲜研究所等。

    周南京对编纂《全书》的发起和策划良久,到 1993年11月28日 终于正式启动,具体是在汕头大学召开的华侨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经酝酿和磋商后,在会议间隙成立了编委会,并首次召集编委会会议。其时我也是与会者,但鉴于当时手头的研究课题太多,忙得晕头转向,实在无暇他顾。但事情后来发生变化,1994年时,原“社区民俗卷”主编要出国进修,且时间较长,于是周南京先生急电召我进京,于当年11月26日去北大燕南园50号周府临危受命,参与《全书》的编辑工作,并接任“社区民俗卷”主编。

     从那时起,我就青灯黄卷,耐守寂寞,整天埋首于资料堆中,开始了长达8年零4个月艰难的编写工作。编写工具书粗看起来很容易,每一词条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几千字,但实际做起来却很难。因为涉及内容华侨华人社区民俗全在海外,地域范围包括全世界,如果平时没有足够的资料累积,不掌握如何搜集资料以及对资料的梳理取舍、归纳、浓缩等方式方法,实是寸步难行。再有周南京先生对书稿质量要求颇高,强调要保证全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不能胡编乱造,不能东拼西凑,要用事实说话,词条的资料来源要注明出处,一定要有根有据,并要列出基本的参考书目等。

     大批词条出来后,必须寻找和落实学有专长的专家和学者撰稿。社区民俗卷的几十位撰稿人,有些是在国内某一学术领域久闻大名,成就卓著者;有些是经人介绍推荐的;也有些是在学术会议中结识的同行,他们基本上都是合格的称职者。例如撰写菲律宾部分的厦门大学历史系陈衍德教授;撰写非洲部分的暨南大学外语系刘新�教授;撰写日本方面的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罗晃潮教授;撰写澳大利亚部分的徐州师范大学张秋生教授;撰写宗教的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张子开博士;撰写缅甸方面的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王介南教授等。在撰稿过程中,我和他们有较多的联络接触,电话或通信不断,进行交流切磋,以文会友。虽然是聚散匆匆,但友谊日久天长,迄今我和许多作者还有联系,令我久久难忘。

    来自上述单位参与《全书》编纂的人大部分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或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侨务工作者。在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后,围绕着这一跨世纪的学术工程,自然而然地动员和集结起大批多学科的华侨华人研究人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全书》的编辑出版,代表并反映出当今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水平。

     凡文史研究工作者,要想多出成果和出好成果,最要紧的是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一路上还要克服许多困难,如资料的匮乏,经费的不足,发表文章或出版困难等。有时还要放弃一些个人利益,那时我单位里每年均有一二次组织职工去外地旅游、参观或疗养,我连续8年都放弃了,一些人对此很不理解,家人也说我傻。病痛的折磨也会影响写作。当我的词目编写工作稍有进展时,有一次不幸竟摔坏了腿,成为翘脚。那是1995年的一个冬夜,去楼下开信箱取报刊时,不小心右脚扭了一下,回家后疼痛难熬。次日就诊时得知脚板骨折,立即绑上石膏,不能去研究所上班,不能去图书馆寻找资料,我忧心如焚。两个月后我自行将石膏拆去,经透视得知仍未愈合,医生不但“黄牌”警告,且重上石膏,真是欲速则不达。前后整整耽误半年方愈,弄得我情绪低落,身心疲惫。

     皇天不负苦心人,通过各位同仁的通力协作和艰苦努力,也经过较长时间的等待,“社区民俗卷”终于在2000年3月出版。书中共收词目2500多条,计123万字。时序飞逝,已经又是早春了,在四下里阴冷潮湿的夜晚,当将这本沉甸甸的书捧在手上打开细读时,一股熟悉的油墨香扑面而来,我心中五味俱存,百感交集。除了我在该卷中所写几十万字词目外,作为对“社区民俗卷”课题的理解和总结,后来我又撰写了约12万字的长篇论文“华侨华人社区概论” ,发表在《全书》的“总论卷”中。

     此后不久,《全书》的最后几卷也陆续出版,至2002年秋,经过近10年努力,凝聚着华侨华人学术界心血的12卷计1800万字的《全书》终于全部出版,这实是一项空前壮举,也是我国侨界一件大喜事,季羡林教授赞誉《全书》“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确实是可喜可贺。《全书》的首发式于2002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仪式,中外学者济济一堂,热烈庆贺《全书》圆满出版,胜利竣工。会上还决定给国内外一些名牌大学的图书馆赠送《全书》。今年8月下旬,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看到书架上装帧精美、排列整齐的《全书》时,其欣慰和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师兄与师弟

     一般在同一所学校学习过的人之间常互称同学、同窗或校友,在同一个系毕业的又称系友,或称师兄与师弟。不管何时何地,当彼此得知是校友后都倍感亲切,一提起母校来,又都是短话长说,意犹未尽,也许这就是一种母校情结吧!上海原来有北大校友会,校友甚多,我曾去参加过几次活动,但后来不知为什么便无疾而终。我在研究华侨史过程中却碰到不少校友和系友。

     我参与其中编辑出版的《全书》中,在每一卷的开头,均印有“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的名单。主编周南京是北大历史系教授,3位副主编中的前2位梁英明、何芳川也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编委共24人,粗略估计北大历史系毕业或在北大任教者连我共8人,正好占1/3。在此补上一笔,也算是我对母校的一种怀念情结吧!

     我在大学学的是世界史,参加工作后由于兴趣爱好和专业研究需要,除了参加一些国际学术团体外,还参加了国内很多学术团体,如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和中外关系史学会等,这些都与世界史搭界。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段时期内,这些学会非常活跃,不时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出乎我意料的会议邀请函,因此出差开会的次数较多,一般每年有二三次,最多时有五六次,当然每次前往均需带学术论文。这些年来我的学术成果除了几本小册子外,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我智商平平,且惰性十足,这些成果的取得并非我比别人聪明或有什么能耐,而是一直被人推着走,完全是被“逼”出来的。在国内开各种学术会议均需提交论文,去国外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也要带论文。自从与出版社签约写书后,犹如在脖子上套上绳索,他们不断来电催讨,在走投无路中,除了夜以继日赶写外,岂有他哉。

     出差一多,势必更加忙碌,非常劳累。但苦中有乐,得失相当。每次在会上会见老朋友,结交新朋友,会后不久还能收到学术论文集,其稿酬能聊补家庭开支。但最令人高兴的是在会上常能见到很多北大校友或历史系的师兄弟。例如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丘立本和梅伟强(今广东五邑大学教授)师兄,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周南京、梁英明、梁志明教授等,曾多次在各学术研讨会上见面。5年的北大校园生活以及与校友相聚的美好回忆,为我如今的退休生活平添了不少自娱自乐的味道。

     最令人难忘的是1986年秋在南宁召开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在百余名代表中,北大毕业生竟有30多人,东语系的、历史系和西语系的特别多。在自治区领导接见会议代表时,得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候德彭也是北大物理系的。后来由几位热心校友发起举办了一次北大校友茶话会。同窗之情,情似手足。我们这一批人在跨出校门后,各奔东西,分散在天南地北,期间又在文革中饱经磨难,失去联系后生死茫茫。劫后余生,大家都为这意外相聚而欢欣,其悲喜交集和激动兴奋之情,很难尽述。通过这短暂校友会,也再次说明,无论是谁对哺育过自己的母校都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母校为什么永远充满魅力,永远令人怀念呢?因为那里曾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毕生鞭策和激励我们奋发向上的熔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