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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与北大息息相关

 

时间飞逝,转眼间大学毕业已经40周年了。回忆在燕园的学生生活,无限留恋。这段生活本应大写特写。然而,我的同窗好友,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已经有不少阐述。他们记载的事实,在某些方面能够反映我的学生生活状况,不必再费笔墨了。

在这40年里,时代和国内外的局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代的变化表现在: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变化;国际上从美苏对抗结束向世界多极化发展;国内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运动向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个人的经历,他的事业发展状况,也必然随着时代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毕业后我留在北大任教,经历了风风雨雨,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北大是我国最高学府之一,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北大在中国变革中的地位。有人说,没有北大,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要重新改写,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了北大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正是这种状况,使我生活在北大,无论从事教学、科研、社会活动或日常的生活,都与北大息息相关。

19659月我到北大人事处报到,10月份学校组织我们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66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北大开始,我们从农村回到了“北大”。从此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青年教师被卷入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虽然我们不是走资派,但是我们也成为了“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那时我们经常“斗私批修”,到工厂和农村中劳动改造,有时一去就一年多才回家。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教师都不想在北大工作,准备到工厂安家落户,当一名普通工人。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教育战线逐步发生了变化。同时,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国家需要更多的高级人才,因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学校的教学工作也逐步走上了正轨。但对于我们这些教师来讲,也面临着诸多的难题。其中有两个难题较为突出:一是业务能力不适应心的教学和科研要求,这是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10年“文化大革命”很多教师没有搞业务。二是收入低、负担重,经济较为困难。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我国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待遇没有明显提高,脑体倒挂的情况较为普遍。因而,不少教师不安心学校工作,有的离开学校下海经商,有的到国家机关工作。这种状况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后来经过反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从事教育工作,不离开北大。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本人在北大的教学和科研领域中,自强不息,刻苦奋斗,开拓创新,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确立了适应本人发展的专业方向。

我在北大历史系学世界史专业、亚非史课程。毕业后分配到专业较为对口的北大亚非所从事研究工作,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亚非所分工太细,每个人只能固定对某个国家进行研究,很不利于我本人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因此,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产生了离开亚非所另择专业的想法。这时候,学校成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内容,符合我的想法。于是,经领导同意在1982年我就调到马列所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为我后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根据工作需要,先后开设几门专业课程。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阵地,因而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讲课,教师开设课程的数量和质量,往往反映教师的水平和在校的社会地位。在亚非所工作时,我给国际政治系的学生开设国家政治专题课。到马列所以后,给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当代亚非拉民族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史、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改革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合讲)、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等课程。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当前形势需要,我还给在校各系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这门课程,有时听课学生达数百人。开设这些课程有较大难度,因为内容涉及面很广,既有历史与现状问题、又有理论与实际问题;既有国内与国外、又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情况。由于我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广泛的专业知识,再加上我的勤奋,认真备课,较为出色地完成了教学任务。

第三,在科研方面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大学的教师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还要在科研方面发表有一定数量和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北大对此的要求极为严格,对教师科研工作极为重视,因此,作为北大的教师,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自爱科研方面有所成就。20多年来,除了教学时间外,我几乎放弃了所有假日,把全部精力用在科研方面,因而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根据我的初步统计,本人发表著作包括自著、主编、副主编、参著、译著共20部,论文30多篇。其中代表著作有:《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自著)、《当代中国体制改革史》(自著)、《中国第二次飞跃》(主编之一、参著)、《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副主编、参著)、《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概论》(参著)、《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概论》(参著)、《信息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参著)、《强国之路――邓小平改革思想研究》(参著)、《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参著)。这些科研成果获奖情况如下:《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一书在19977月荣获第九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一书荣获北京大学第三届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强国之路――邓小平改革思想研究》一书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1999年)。

第四,积极培养学生,为国家输送高素质人才。

作为一名教师,担负着培养人才的任务。根据领导的安排,自从实行研究生导师制度以来,自带和合带研究生就有十多届。以教书育人的态度,积极培养他们,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工作,他们在各自岗位上表现较好,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以上既是我在北大生活的一次小总结,又是我向同窗好友的一次简要汇报。我坚信,我的同窗好友他们同样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贡献,在此,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吴国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