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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向罗荣渠师请益摭忆


罗志田

  罗荣渠师驾鹤仙去,转瞬已届十年。在我进入史学这一职业的初期,即有幸拜识了荣渠师。从那以后,便时断时续地得到他的指教和关照,扶助我在史学这条路上缓步徐行。
  一九八二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因为思想偏“自由”,分配到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后来有老教师告诉我,系里为我专门开了个教师会,传达川大方面的意思:此人读书尚可,原拟留校,因思想“自由化”,换个地方或利于其进步。因此,领导希望全体老师都要多关心我。我后来的确得到很多老师的关心,使我在那些年中,全无寂寞之感;有些忘年之交的老师,现在还在关心着我。而我的专业,也因“工作需要”,从中国现代史转到世界近代史(指教书而言)。正是这一转移,使我有幸拜识了罗荣渠师。
  一九八三年秋季,我奉派到北大历史系进修,而亚非拉教研室的主人,即是罗荣渠师。那时恢复高考也不过四五年,学界尚处于“拨乱反正”的阶段,荣渠师敏锐的思想和清通的文字,给我们以很深的印象(那些年我们这一辈学人对老师辈其实相当挑剔,盖即经“文革”熏陶,颇能贯彻“不唯上、不唯书”的精神,并不特别敬仰“权威”,故真正能影响我们的人不多)。对四川人而言,荣渠师又是我们的乡前辈,心理上的距离或比一般人更近。同时,川师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唐仕润老师曾在北大进修两年,受过罗老师教诲,他命我到北大即去向罗老师请教。
  这样,到北大上课一段时间后,我即请林被甸师先容,约定了到荣渠师府上拜谒。中关园的罗府面积不算大,谈话似乎多在那很小的厅里,恐怕只有几平方米,应该也是吃饭的地方。印象中房间里书多而稍乱,壁上多书法,很多即是主人自己的作品。我以前也稍读诗文,谈话似不很令荣渠师失望,又一次他还探询我是四川哪一罗家。我以前就听顾学稼师说过,荣渠师出身四川的大家,太老师是真正的士大夫,擅长书画,收藏颇富。所谓真正的士大夫,即不仅有才学,而且有事功(或即因此,那些书画很多还在四川省博物馆的仓库里吧)。相比之下,我们这一罗家就太边缘啦。
  荣渠师学问广博,谈话范围也甚宽,似乎反倒是拉丁美洲史谈得不多。但又一次荣渠师突然提出一建议,让我颇有些不知所措。他说,治拉美史不能不用西班牙文的材料,北大有很多西班牙文的历史书籍,然很少为人使用。所以他希望我留在北大学两年西班牙文,以后可以使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所有一切手续,都由他负责办理。那时荣渠师是拉丁美洲史学会的负责人之一,或者感觉有在全国范围内振兴拉美史研究的责任;也许我在林被甸师的课堂上表现还认真,得到了林师的推荐?总之对我这样的初入道者,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
  不过,我到四川师院所获的第一个教诲,就是“年轻人位置要摆正”。其实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事,即使不再年轻,只要能把“位置摆正”,通常都会比较顺遂。这个教诲我长期铭记,可惜修养不足,似乎做得不够好。那时川师的历史系是新兴的(以前的历史系被整体调整出去了),人员不很充足,浅学如我,到那里第二学期就开始上课了;再增加两年进修时间,恐怕难得领导批准。果然,我随即向学校请示,得到的指示是按原计划返校上课。
  我想,这个结果一定让罗、林二师失望,特别是当年想到北大进修的人很多,而北大的住宿条件有限,要从学校获得一个额外的两年进修指标,恐怕也是颇费周折的吧。我就这样怀着负疚之感离开了北大,以后也没能在拉美史方面有所发展,真是有辱师教。两年后我负笈远游,除了给林师寄回过几本英文的拉美史著作,没有再涉足拉美史领域。近来我得知罗、林二师也都有所转向,渐侧重于现代化研究,虽不能说如释重负,多少也有些类似的轻松感觉。
  不过,我仍从这一段拉美史的学习中获益匪浅。拉丁民族可能是白人中最接近中国人者,比较典型的一是梁启超不欣赏的“嗜饮食”,二是对其他族群严区分而仍较包容。与英国人相比,拉丁族裔对殖民地土著的态度要开放得多,这对我后来进行民族主义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助益。而中南美洲“玉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因教学的关系,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世纪社会史曾下了较多的工夫(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个人的研究兴趣则在中美关系史和先秦的思想社会。当年曾想从孔子所收的“束�”入手,扩而探索先秦的农耕、畜牧与饮食的关系,然后由此进入礼仪及文化层面。西人对“玉米文化”的研究,常启发我的思考。
  那些年之所以能涉猎较宽,除了有些少不更事,也因当时学人比现在初入道的青年少一些外在的压力,不一定要求那么多的发表。我自己更是向来读书杂而不专,其弊端是治学不成章法,好处是或也能遇到左右逢源的时候。其实开卷有益一语最适合于史学,大体就像孔夫子“小子何莫学夫诗”那段话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至少也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史学亦然;不论专治什么领域,多读任何其他区域史、国别史、断代史或门类史的书,都会受用无穷。有时是直接的帮助,更多可能是无形的受惠,最少也增添不少自己可能不会去主动探寻的“鸟兽草木之名”一类知识。而荣渠师广博的兴趣和知识,也从身教方面鼓励着这样的读书取向。
  不久,我教书满五年之际,得一出国读书机会,那先秦的研究计划因此中止,只写出一两篇辨析“束�”含义的小文,充满了外行看热闹的味道。再七八年后的一九九四年,我完成学业准备回国,当时已改名四川师大的学校给我发来一函,说是回去两年后可以申报副教授(后来据说是把函件装错了)。这个政策本来也很合理,不过我们这些经历了“文革”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入学年龄偏大,再加上出国需服务五年的规定,已年逾四十的我,不但没有“不惑”之感,对前程还真觉有些困惑。
  这时候,驻纽约的教育领事告诉我,新政策是留学回国可以“双向选择”。我于是开始联系四川师大以外的学校。自然想到向荣渠师求助,很快即得回复,说是已与系主任何芳川老师商量,得到何老师的支持,欢迎我到北大任教;并可直接申报副教授,比川师大的待遇还高。我得信很受鼓舞,想到以后可以就近向荣渠师随时请益,更觉高兴,便托敝友王邦维兄代为处理具体的联络事宜。那些年我购书稍多,所以希望有一套二居室的住房。然而北大当时住房甚紧,何老师多方争取到学校最优惠的待遇,也只能给一居室的房子。
  后有人告诉我说,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可以得到二居室。我也曾和荣渠师探讨过这一选择,他认为这样似太降格,且还不一定进得了(因历史学的博士后流动站要和考古学分享,在史学内也有古代史、近代史和外国史之分,似乎中国近现代史刚使用了一次名额)。荣渠师以为还是直接当教师申报副教授更好,他告诉我,现在学校的住房政策已开始向青年人倾斜,到北大后应较快可以解决。
  事实证明荣渠师关于博士后的分析很正确,我同时也曾申请进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博士后流动站,便未被接受。另一方面,也许我去国时间稍长,那时还真不太知道“政策倾斜”究竟意味着什么。领馆的教育领事则告诉我们,与国内学校打交道必须实在,对于“未来”不宜寄太多希望(当时我也联络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清华同意给二居室的住房,但要人到之后再办理手续。教育领事的建议是先请亲友代拿住房钥匙,以确保无变。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清华的同意,所以我也没敢去)。适逢母校四川大学的老师主动来信召唤,住房稍宽,我遂返母校任职。
  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然而我因购书的原因,后来凡遇再迁,也都不能不提出住房问题,实在惭愧!尤其愧对荣渠师和何芳川老师等的辛勤努力!当然,学人也是社会人,以这些年学人的收入,士而不怀居,恐怕亦不足以为士矣!夫复何言!夫复何言!不过,当年荣渠师对我到另外的学校,并不以为迕,仍鼓励说,只要回来就好,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前辈风范,真不可及!
  从那之后,与荣渠师见面的次数不多,然他仍不遗在远,时有指教。一九九五年荣渠师到成都开会,还托人赐下一本他的《现代化新论》。我那时孤陋寡闻,从该书才知道荣渠师早在一九九○年就编了一本《从西化到现代化》的资料集,而市面上已见不到。当年也真是“不揣冒昧”,竟然得陇望蜀,函请此书也赐下一本。荣渠师在一九九六年一月复信说,“‘新论’已售罄重印,‘西化到现代化’已绝种,等重印还要很多时日,但我已决定从仅存的书中先赐与你,注意查收”。此后数月间,荣渠师文思泉涌,连续收到他刚发表和刚写完而尚未发表的论文影本,真有目不暇接之感,谁也想不到竟成绝响!抚书思人,能不感慨系之!
  荣渠师那一代人,治学及出其所学的条件,都有很多实际的限制,其学问能说得上博大精深的,不能算多,而荣渠师庶几近之。在二十世纪博大精深,必是一般所说的学贯中西;尽管荣渠师一直被排列在“世界史”的领域,其实他在中国传统学问方面的素养,恐怕同辈人中少人能及。我的感觉或带有私人情怀,老师的学问也非浅陋如我所敢妄评,好在林被甸师和荣渠师门墙之内的董正华兄已多有论列,学界当有公论。
  当年的学界状况,或非今日面临“信息爆炸”的少年所能想到。荣渠师于一九八八年六月为《从西化到现代化》所写的“代序”中指出,该书涵盖的“五四”后中国思想界的“四次大论战”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新论战、关于中国应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论战。而这些论战中,“除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过去被人们谈论得较多外,其他几次论战却很少人研究,甚至不为人所知”。思想界的“大论战”竟不为研究者所知,史学界此前因偏向而萧索的状态,可见一斑。而荣渠师则以温故知新的方式,把这些论战“连结成为一条总的发展线”,以探索中国“现代化思潮演变经历的曲折过程”。立足于当时的学界状况,这一取径带来的冲击突破,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之所以在治学条件外复提到“出其所学的条件”,盖深感荣渠师已出论著,似尚未达其所欲言及所能言。学者要成一家之言,学力是基础,足以出其所学的时运和精力是条件。荣渠师在一九九六年尝试月出一文,恐怕不仅是数量的需要,而是内心体会到了某种观念的突破和思考的成熟,亟欲将其和盘托出。然而他那时的精力,竟已不能负荷这样倾泻而出的方式。若天假以年,我们中国近代史的状况,或者是另一番景象。
  或曰:先生所治为世界现代化,何以说到中国近代史来了?其实近代中国与往昔的最大差异,便在以西潮为表征的外国势力之全面进入,造成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而新旧与中西纠葛缠绕,互为表里。故认识和处理中国近代史事,不是一般年轻学生想像的那样可以降低古文和外文的要求,反最需要能融合“古今中外”的学术取向。荣渠师最后写作的几篇文字,以及他提到将要写作的系列论文,其实多是以近代中国为中心的;以我外行的眼光看,除了他一贯的高屋建瓴气魄,在在都体现出一种打通中西的解放感;思想观念一旦解放,而鸟瞰近代中国,何物不如数家珍?一套宏观的整体认识自然呼之欲出。此即先生之所欲表出者乎?
  (《罗荣渠文集》近日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文是为文集所附之纪念集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