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系友会

感恩北京大学的“启蒙教育”

 

感恩北京大学的“启蒙教育”

   

2008年3月20日

 

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分校的首届本科毕业生。

1978年,已经在农村战天斗地四年的我决心高考。当时,我是一名知识青年,正劳动在北京市顺义县修箭杆河的工地上。每天顶着星星去,戴着星星归。那时,学习文化被视为不安心农村劳动,所以准备高考是不可能公开复习的。工地的晚上没有电灯,又和7-8个老乡们睡在一张大通炕上,所以我只能趁别人洗漱的时候悄悄地在小油灯下看半个多小时的书。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准备,我通过了高考。但是,因为北京地区考生高分成绩的人过多而不能入学。当时的市长林胡加,把在天津的经验用于北京,利用北京老大学多的优势,将一些中学或机关、工厂加以改造,办了30多个大学的分校,我终于有幸在半年后收到北京大学第一分校历史系的入学通知书。于是,在那一年年底的一个夜里,我搭乘生产大队进城办事的拖拉机回到了北京。虽然我们属于78级学生,但是开学时间是在19791月。那一年正是我本该大学毕业的年龄。

我们的校址设在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的华侨补校旧址。我们历史系一共4个班,120人。我在一班任班长,后来又兼任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生活委员。由于文革的耽误,我们班的同学年龄差距很大,最小和最大的同学相差12岁。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军人、工人、知青、掏粪工、售货员,每个人都非常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

为了让我们尽可能受到与北大同学一样的教育,北大历史系派来了和北大78级学生完全一样的教师阵容。教学计划也是一样的。部分课程还要直接到北大去上,这让我们很受鼓舞。记得当时我有一个邻居在其他一所高校历史系读书,她每学期上4门课,而我们是7-8门课,还不包括自己旁听的课程。四年下来,几乎所有的断代史和国别史我都学过了,这个底子不是一般学校打了的。老师还经常鼓励我们说,你们考试分数(期中或期末考试)并不比本校同学的差,特别是中、高分数段成绩的人中你们占大多数。

当时,分校不 能给老师们提供方便舒适的休息和交通条件,只是每天早中晚发三次班车接送北大上下课的老师。下课后在等班车回北大的时候,老师就拿出自己带的书,在系办公室边休息着看看。有一天,讲世界史课的 朱龙华老师,带了几本英文的教材,下课后就在嘈杂的办公室静静地读着。这一情景使我很震惊,对于一个从小学三年级就因发生“文革”而没有系统学习的我,第一次知道大学老师是要有这样的素养和博学。这个榜样牢牢树立在我的心中,加之要抢回农村四年失去的光阴,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拼命地学习。在四年的大学中,我每天从早 5点学习到晚12点,一年中只有初一和初二两天休息。就这样开启了我终生教育的重要阶段――我视之为“启蒙教育”阶段。

北大开放的学术民主氛围是众所周知的,老师们深厚的专业底蕴和宽泛的学术视野,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几乎每一个老师都有过令我们耳目一新的精彩课程,他们授课总能使你产生思想的联想。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解放思想的步伐正在迈动。北大老师们的教学可以使你从中体会每位任课教师的专业知识储备有多么的丰富。仅史料学课 张注洪老师就要上三个学期,从先秦一直讲到当代。当时是历史系、图书馆系近 200人合上一个大班。当今天有人感叹对国民党抗战的评价越来越客观的时候,他们却不知北大 历史系的老师早在 80年代就已经讲到这些观点了。经历文革之后,政治课令人反感。但是,北大老师的政治课始终是受欢迎的课程,是大家心忧天下、学会独立思考、敞开思想的驰骋、产生思想火花的地方。 李世坤老师课把枯燥的哲学讲得生动而富有哲理。至今,我担任政治课教师20多年,一直秉承这种以启迪思考为主的教学理念。这是北大教育的一大积极效果。

80-90年代,社会上思想活跃,自由化思潮泛起,我们历史系也有活跃分子。系主任吴代封老师,内紧外松。一方面抓紧党员干部带头作用、注重正面引导;一方面告诉我们去社会上多看看。他说,今天的事情就是明天的历史,学历史的应该自己去看看,自己思考,但是讲话要慎重,因为正确的历史观点是要经过沉淀而产生的。他的这种做法对我也很有影响的,使得我养成了一种学术习惯。无论在国内、国外,遇到有意义的事情和资料,都先收集过来,记录当时的感受,作为今后研究的参考。

北大的老师治学严谨。无论是年轻的讲师、中年教师,还是周一良这样的知名教授,他们的课,内容不一,风格各异,但是治学态度都同样秉承北大的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学风。特别是清史的 张仁忠老师,大家评价一致很高,因为他的讲稿一字一格,象刻板出来的;他吐字停顿有序,学生基本可以全部记录下来;他内容生动,引人入胜。思想开阔、风格洒脱的 张寄谦老师,虽然只讲过一个专题,就让你记住了这位女教授才华横溢的风采; 林华国老师严格而开放的教学风格令人敬畏; 梁志明老师带学生毕业论文,不辞辛苦一遍遍地修改,使得许多学生对这位青年教师的敬业精神赞叹不已。至今,我还可以清楚地记得一些老师讲课的样子,或者背下他们一些精彩的话语。他们是:美国史的 杨立文老师、印度史的 林承节老师,近代史的 范煦之老师、明史的 许大龄老师。

老师的鼓励是学生最好的学习动力。北大的老师对每个学生的学习都给予积极的鼓励。当 时许大龄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马端临与<文献通考>》。在他的指导下,我到图书馆收集资料,作卡片,整整做了一个月,尽管当时得了4分,但是学到了些做文章的方法。毕业后, 许先生仍然指导我修改,直至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我的学士论文导 师陈庆华教授,在指导我论文的同时,给我一本刚刚得到的美国某大学的赠书《晚清邮驿之演变》让我翻译,可以想象这对当时一个大四的学生是多么大的鼓舞。可惜的是当时赶写论文,没有全部翻译完,后来这本书遗失,我只能把书的部分复印件和译文一并赠送给了邮电博物馆。毕业后,一边工作,我一边作近代史上第一个英国来华特使马嘎尔尼的专题研究,得到 张寄谦老师的鼓励,她还推荐我陪同外国学者进行沿线的历史考察。可惜因当时中国对外国人的开放程度有限而未能成行。但是这件事情,对我工作之余坚持英语学习和科学研究也起到了很大的鞭策作用。

毕竟分校的学习环境还相对差些,因此,珍惜北大的教育资源是我的学习情节之一。在北大旁听课程,成了我毕业后保持二十多年的习惯。每个学期我都找个全校课表,选一、两门感兴趣的课程,只要工作分得开身,就去旁听。开始几年是听老先生的,后来是听年轻的博士的。主要的目的是拓展自己的思路,丰富学术的信息。

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也是我终生学习的重要伴侣。当时分校条件很差,对于走读生这种差不仅体现在生活方面,如吃饭、交通等,也有教室、图书资源的困难。由于分校学生多,北大不可能为每个学生办借书证,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同学们自己到北图、首图、科图等大型图书馆借书。但是,与老师作业有关的参考书,特别是后来写毕业论文的时候,都是由系里集体到北大图书馆为同学们借的。

1983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担任团委书记,北大团委李克强、潘为民、刘晓波、朱善璐4任团委书记以及当时的负责学生工作的 李平方老师,对我在分校团委的工作都予以了大量的援助和支持。虽然我搞了行政,但是学习的习惯我没有放弃。每每去北京大学办事,回城里不方便的时候,晚上就住在北大给分校安排的教师宿舍里。北大图书馆还给分校的每位教师办了一个借书证,可以 和北大老师一样借十本书。有这两个条件,使我在工作之余,得以在北大图书馆继续寻找我的精神追索,并且在历史系 张注洪老师的指导下继续自学,直到考上 张老师的在职研究生(这也是当时北大帮助分校培养青年教师和分校留住人才的一个措施)。

读研期间,我在 张老师和另一位导 师荣天琳先生的指导下,再次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我先是跟 荣先生。每 周到荣先生家作专题讨论前,都必须看足够的指定文献,准备发言提纲,即使这样有时还是被先生问的哑口无言。后来, 荣先生因为赴美一段时间,我就转到 张先生门下。 张老师为人随和,带学生似家长,但是在作学问上毫不放松要求。当时我做的论文是《 <美国外交文件>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要大量使用外文资料, 张老师把我介绍到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所查找资料,严格要求我“不改十遍不要考虑答辩”,并一遍遍地指出我论文中的问题。在这种“高压”下,我不敢又丝毫的懈怠,终于在第七遍的时候被允许答辩,并受到答辩委员会老师们的肯定。因此,多年后当我在北大图书馆看到自己的硕士论文摆放在书架上的时候,一种感激和荣誉之情油然而生。此间,我还有机会听到更多的北大名教授的专题课,以及一些历史系专门为研究生请来的中国现代史学界知名学者的优秀课程,无论是这些名家的讲授的内容还是他们的治学理念、学术思想和方式,都对我后来的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读研期间,我还结识了在历史系进修的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的切尔�群铡ち心雀辈┦亢兔拦�威斯康星大学的罗琦韬(Tom Lutze)博士。现在他们分别是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校际汉语系主任、美国伊利诺伊-卫斯理Wesleyan大学为历史系主任。至今,我们已经保持了20年学术联系,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今天,我也已经是一名 历史学的教授了,先后承担过国家级、省部级的研究课题,得过一些有份量的奖励,并多次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然而,对北大的感激之情三十年没有变化,并越来越有所增加。因为没有北大办分校,我不可能受到北大的教育,也就不可能考到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没有研究生的教育,就不可能跟着导师作研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自己的特色研究及成果。没有北大的教育,就不能养成北大的学术习惯和学术思维,就不可能成为在学生眼里的一个像点儿样子的教师。因此,我真诚地感激北京大学给我的“启蒙教育”,感谢北京大学 历史系老师对我的培养,感谢北京大学对我的学术熏陶。这些教益不仅使我受用终生,也正在传给我的学生和孩子。

 

备注:梁怡于1992年获得我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现为北京联合大学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