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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读书的前前后后

我在北大读书的前前后后

毛 德 金

  

    19608月的一天,我回到母校――广东省云浮中学教导处看录取通知。廖家昌校长一边递给我通知书一边说:“祝贺你,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了。”我细看一下通知书,果然有“录取北京大学历史系”几个字赫然入目。事发突然,我很激动,竟不知如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我离开教导处时,同学们都以羡慕的眼光注视我,并向我祝贺。

   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所乘的京广列车到达北京站。壮观、华丽的北京站令人精神亢奋。迎接我们的是和蔼可亲的北大老同学,他们高举着“欢迎北大新同学”的鲜红横标,我们在红旗下集合,由学长护送上校车。到达学校后,我们很快便按专业分头报到,然后分配我住到38斋学生宿舍。

  刚到学校,为尽快熟悉环境,我参观了第一教学楼、文史楼、哲学楼、外文楼、俄语楼等教室。无论是现代化的教学楼,还是燕京大学时期的大盖顶古建筑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想到我们将在这里度过五年的光阴,我内心充满自豪感,暗下决心:学习条件如此优越,一定要好好学习专业,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刚到北京读书,听不懂普通话,这是我上课遇到的困难。今天听来,简直是笑话。在家乡,我们平时讲广州话,老师上课也是讲广州话。只有外省老师讲不标准的普通话。大学一年级时, 王文清老师讲中国历史课,他是浙江人,其普通话有浓重的口音,别的同学能听懂,但我听不懂。当时,没有教材,我没法做笔记,自己干着急,无奈只好抄北京同学的笔记。大概过了半年才勉强过了语言关,学会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我的学业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有些同学或因病退学,或因学习跟不上而被动员退学,我能继续读书也算是幸运了。不过,我因语言的困扰而改变主攻方向,原来我想学考古专业才报考北大历史系的。后来分专业时,我改学中国近现代史。

  学科改革,加强基础课教学,是教学改革的基本内容。中国史和世界史都从猿到人、从希腊、罗马讲起。这些内容、中学已经系统学过,大学课程增加了一些内容,但学的是一般的历史常识。其理由是以金字塔来比喻,因金字塔有厚实、牢固的基础,所以才有高尖的塔尖,搞学问也如是。我们在第一教学楼、文史楼上课较多,有时也会到别的教学楼上课。

  按系里的计划,大一至大三年级学习基础课,到四、五年级才分专业,搞断代史研究。四年级历史专业分欧美史、亚非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等几个专门组。另有考古专业。先由同学按自己的爱好自报主攻专业,然后由系领导批准,我被批准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记得学这个专业的同学,除本人外,还有阎循训、李讷、欧阳清、牛国祯、刘启民、隋喜文和冯世南。

  大学老师上课是分朝代或分专题授课的。有的老师讲几个月课便换 别的老师授课。一般讲一个学期,少有给我们讲两个学期的。当时王文清、吴宗国、李原、张寄谦、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田余庆、陈庆 华等教授给我们讲中国史或专题讲座。其中翦伯赞、邓广铭、邵循正、周一良、田余庆、陈庆华为当时历史学界的权威。 陈直教授讲古汉语。此外还有马克 ��、潘润涵、朱龙华、张芝联等教授世界史。在高等学府,有好的学习环境,有优秀老师,但没有足够时间搞学问,政治运动、下乡劳动时间太长了,深感遗憾。

    参加每年北京历史学会的学术交流,聆听北京历史权威的专题报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戴逸等知名历史学家曾为我们授课、开专题讲座,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研究历史的兴趣。郭老为曹操、武则天翻案,翦老讲的史论结合等课题,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改革考试制度也是历史系一大举措。闭卷考试,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实行这个制度,考试不能交头接耳、不能偷看别人试卷。攻读历史,不死背硬记,就不能加强记忆,不能熟练引用资料。听说历史系有不少教授能熟记史记、汉书,讲断代 史的教授都能把自己所攻朝代的史书背个滚瓜烂熟,讲出所用资料来自何书、何章、何页。所以读大学低年级(一至三年级)时是闭卷考试。记得有一次考试, 张寄谦教授只出一道题,即是从 1905年至1911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这就是从同盟会的成立到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进程了。当时我们对这阶段的史实是很熟悉的,但也整整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直到中午十二时许才交卷,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我那天的午饭食不知味。这种强化史料教育,对于掌握基本知识起到了促进作用。

  到高年级(大学四、五年级)时,虽有时闭卷考试,但多数科目采用开卷考试。实际开卷考试也不是“抄书”那么简单。老师在考试前列出许多参考书,如不仔细看过这些参考书,即使开卷考试也是考不到好成绩的。这更能考验独立思考的能力。

  回忆在历史系的书斋生活,北大图书馆在我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当时北大图书馆的藏书为北京高校之最,我经常去大图书馆或文史楼图书馆借书、查资料,或温习功课。查找图书多是按拼音或笔画找寻自己所需的书。图书馆的桌、椅、书架都很干净,古色古香,灯光明亮。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图书馆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较高,你有什么疑难的问题,他们都能帮你解决。他们对图书的内容,所放位置、版本了如指掌。毛泽东的文史知识很渊博,这是与他曾在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时有机会博览群书有密切关系。

  在北大的五年中,其中1960年至1963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国家配给学生的粮食、副食定量逐年减少,每年吃肉次数屈指可数。“劳逸结合”这是学校爱护学生的方针。但因生活条件差,有些同学因营养不良,患病而休学。

  至1963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复苏,政治运动又开始活跃。在高教部的指示下,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劳动和参加 “四清”运动,就占去一年多的时间。因此,严重影响教学计划和学生的专业素质,同学颇有微词。

  1965年夏,我们从农村回到学校。7月,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大学生活。我和同学们一样,很关心应届毕业生的命运。往年的分配是少数优秀生留校或到各地社会科学院、历史博物馆搞专业研究;多数分配到解放军部队当文化教员和去中学任教;也有到出版社、报社、杂志社工作的。

  有一天,历史系团委书记张元杰召集毕业生开会,宣读中央、高教部文件,即应届文科毕业生的分配方案。据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国家主席刘少奇制定,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文件规定:1965年应届文科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县以下基层工作,旨在培养有文化的农村基层干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

  这个分配方案的公布,在学生中引起了轰动,我们没有思想准备。毕竟,这分配方案与北大招生简章规定的培养目标相距太远了。北大学生对“学而优则仕”,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后来反复学习中央文件,开展讨论,统一思想,党员同学带头表态:“党和毛主席送我们上大学,毕业后一定要服从党和国家的分配”,“到基层去锻炼,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这些时代的口头禅真的还起了作用。全体同学都愉快地奔赴了各自的岗位。

  北大的中文系、哲学系、政治系、历史系的大部分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北京郊区。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以及广州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湖北武汉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校也有一批文科应届毕业生按中央文件的要求分到北京郊区农村锻炼的。

  我就读的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共有8人,我和崔文如分配到京郊密云县,冯世南分配到房山县,刘启民分配到大兴县,隋喜文分配到北京陶瓷厂,闫循训分配到北京市委组织部,李讷分配到中央组织部,牛国祯分配到河北石家庄博物馆,欧阳清分配到外交学院。中国史班的同学也是大部分分配到北京郊区或外省市的农村基层。下基层前,我们被安排在前门大栅栏掌扇胡同培训,内容是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选集》,坚定到农村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北京市委副书记赵  凡在东交民巷国际饭店设宴招待下基层的全体大学生。他在宴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市委欢送我们到基层去。

  宣布分配工作单位后,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涛(女)曾找我谈话。她说:从档案中得知我的身体不好,可以改分到北京的一个中学去。我当即表示决心到农村基层工作。当时有一首歌词: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手拿枪,心向党,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歌词就是对我决心的诠释。

  1966年至1975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大学所学的历史知识在政治运动中,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被遗忘了。只是1975年秋,我遇到一个重拾专业的机会,当时我在密云县教育局工作,北京市教育学院借调我,给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主 任李生林教授当助手,我与其他北 师大教授合作撰写《社会发展简史》,我负责撰写奴隶社会部分。该书由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北京市中学生的政治教材。

  回忆重拾历史专业,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 邵循正教授在我们毕业前,响应学校的号召,与高年级学生“三同”。作为历史学专家,他很忙,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聆听他的教导。“三同”后,他经常到我们学生宿舍,指导我们研究专业。一天,当他知道我们分配到北京郊区基层工作后,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到农村后除做好本职工作外,也要继续学习本专业知识啊!有空看看专业书,历史知识对搞研究,搞工作都会有帮助的。……心有灵犀,我理 解老教授的心情,领会他的言外之意,他的临别赠言,我铭记在心。

  1978年,北京市委下发文件,提出落实各种专业人才对口的政策。于是在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的同时,恢复招收研究生。历史系学长张万仓和学友隋喜文鼓励我考研究生。我想起了 邵循正教授的嘱咐,便重新钻研历史知识,报考清史研究生班,后因外语没过关而落第,但以此为契机,市委组织部把我调到新建立的北京市社科所当助理研究员,主要任务是研究北京史。这期间我撰写了《北京三・一八惨案》、《刘和珍传略》; 1982年我还与同仁一起合撰了《北京历史纪年》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1982年3月,由于深圳特区急需筹办《深圳特区报》,广东省委宣传部开始从《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调记者到当时还是县城的深圳,但响应者廖廖。于是到北京市委宣传部寻求人才。我在隋喜文、阎循训、万长庚、柯良标等学友的鼓励下,毅然告别首都北京,到《深圳特区报社》报到。我被分配到该报文艺部任编辑。我是最早由国务院、北京市委批准调到深圳的108名南下文化大军之一。我参加了《深圳特区报》的筹办工作,在文艺部先后负责大鹏(文学)、文锦(杂文)、“天南地北”、娱乐天地、书画廊等副刊专版的开辟及编辑工作。对宣传深圳特区起了较大作用,后来深圳历史博物馆把有关深圳历史的文章结集出版。在北大攻读历史时所掌握的知识对我做好编辑工作帮助很大。

  干一行,爱一行,努力专一行,一专多能是北大给我的人生理念。走上社会,专业对口更好,但社会分工会随着工作需要而变动,必须修炼应变能力,以不变应万变。为了搞好“娱乐天地”编辑工作,我由舞盲变成了舞迷,并在市交谊舞比赛中获奖,成为深圳国标舞和交谊舞协会理事。为了编好“书画廊”,我先后用五、六年的业余时间攻读中国书画函授学院的书法和国画专业,成为优秀学员,获得了毕业文凭,成为深圳市美术家协会的书画评论员。

  生我者父母,培育我成材者大中小学的恩师,而社会造就了我的人格。师恩难忘,“羊有跪乳之恩,鸟有反哺之义”,“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我感激母校对我的培养。我愿恪守古训,尽心尽力回报母校,报效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