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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赞

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翦伯赞


邓广铭

 


一、1929至1948期内的翦伯赞

��  从19661976年的十年内,在中国大陆卷起的一次大台风、大浪潮,即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大闹剧、大悲剧、大惨剧。目前被人们称之为“十年浩劫”。这次浩劫,使得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人咒骂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之黯然失色,秦始皇如果地下有知,也必定要大喊“自愧弗如”!就在这次空前浩劫当中,一个素以马列主义历史学家著称的、身为共产党员的翦伯赞,连同他的夫人戴淑婉,一个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家庭妇女,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双双被迫害致死了!

��  翦伯赞是湖南省桃源县人,和国民党的元老覃振是小同乡。他们两人是在1929年才相互认识的,相识之后关系即十分密切(因为翦伯赞在1926年即已加入了国民党)。这时候的覃振,正在北走北平参加以阎锡山、汪精卫为首的“扩大会议”的反对蒋介石的活动,然而不久即告失败。此后不久,又南下广州参加了广东军阀陈济棠所发动的反蒋活动,然而同样不久即告失败。在覃振跑北跑南的全部过程中,翦伯赞都是他的随员,随同他一起参加的。与此同时,上海的神州国光社刊行的《读书杂志》正在开展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讨论,翦伯赞也写了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

��  在反蒋的政治活动连遭失败之后,翦伯赞蛰居于天津、北平等地,和他的同乡旧友谌小岑、吕振羽共同编印过《丰台》杂志,由于刊出的多是反蒋的言论,不久即被迫停刊。还和吕振羽共同撰写和编译了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述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一些论文和专著。

��  1933年,覃振又改变了他的反蒋立场而归附于蒋政权之下,做了国民政府的司法院副院长,翦伯赞便也到南京去做了覃振的秘书,且于1934年随同覃振以考察司法的名义有达半年之久的欧美之行。在出国考察的以前和以后,他依然不断地写些有关历史和时事的文章,在南京和上海的一些左派的刊物上发表,因而逐渐成为较有名气的左派的文化人了。

��  当翦伯赞做了覃振的秘书而移居南京之后,谌小岑也受他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其时正任浙江省建设厅长的曾养甫的邀请,到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任职。其后曾养甫调任铁道部政务次长,谌小岑也随同他到铁道部做了一个科的科长,说明他是很得曾养甫的信任的。而曾养甫又是宋子文、陈立夫所共同亲信的一个人。

��  193511月上旬的一天,谌小岑来到翦伯赞家,说是受曾养甫的委托(当然还暗示曾的背后还有更高级的人物在发纵指使),要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  曾养甫之所以把这一重要任务交付给谌小岑,是因谌在五四运动时与周恩来同是天津觉悟社的社员,一同参加过当时的爱国运动,也许这一层旧关系还可以利用。谌小岑在接受到这一任务之后之所以首先去找翦伯赞,则是因为自己与周恩来的那层旧关系已绝对无法利用,而翦伯赞的朋友当中,却说不定有可以为此事牵线搭桥的人。翦伯赞这时的确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有一位与他很要好的同乡先辈,这时却正因为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分而被关在南京卫戍司令部的监狱中。其人名叫董维健,曾在美国获得英美 文学博士学位,曾做过湖南省的教育厅长。当翦伯赞听了谌小岑说明来意之后,首先就提议最好把董维健释放出来,由他承担这一奔走联系的任务。在取得曾养甫的同意后,谌与翦一同去狱中探视了董,董也表示愿意承担此事。但经曾养甫向陈立夫请示时,陈立夫却不肯把董释放 (据说是因董维健不肯把陈立夫著的《唯生论》译为英文之故)

��  董维健不能出狱,翦伯赞即又提议写信把吕振羽邀往南京,他虽知道那时的吕振羽也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吕在北平所交往的朋友和青年当中,却有不少左派人士,其中必有共产党员,可以承担“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的任务。吕振羽应邀到南京,最初一段时期就住在翦伯赞的家里。通过吕的联系,共产党方面果然由充任北平地下市委的周小舟作为代表,到南京去与曾养甫进行谈判,在周的背后更高级的指导者,则是中共北方局的负责人刘少奇(当时化名为陶尚行)。在此以后,周旋于国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物,便转移为吕振羽、谌小岑二人,翦伯赞则已是一个局外人了。其实,直到西安事变为止,这一断断续续的谈判,也并未收取到任何实效。(看官朋友:切不要以为我是叨叨唠唠地说一些与翦伯赞并无紧要关系的事体,绝非如此。致翦伯赞于死的那个莫须有的罪状,正是从这里引发出来的。这事且待后面详说。)

��  是在作为牵线搭桥人的过程中,吕振羽才于1936年经周小舟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而到1937年,吕振羽则又介绍翦伯赞成了共产党员。而这已经是抗日战争前夕的事了。

��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翦伯赞回到湖南,出版了他所著的《历史哲学教程》,并即在由北平迁往长沙的民国大学讲授历史哲学的课程。还和吕振羽、谭丕模等人共同创建了中苏文化协会的湖南分会。由于长沙的大火和战局的发展,翦伯赞于1940年初春转移重庆,定居在重庆郊区的歇马场。

��  虽然是住在郊区,但这时的翦伯赞,既担任了中苏文化协会的理事兼《中苏文化》杂志的副主编,还担任了冯玉祥的历史教师,还经常应邀到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和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一些学术讲演,成为在重庆的学术文化界一名很活跃的人物。但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方面。在1943年内即先后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一辑两书。他还不断发表一些富有战斗性的文章,例如为了批判胡适而写的《评实验主义的历史观》和为了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继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写的《桃花扇底看南明》。

��  最令人难解的一件事是,在此期内,翦伯赞还在《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社编印)上发表过一篇《杜甫研究》,真正是一篇粗制滥造的文章,对杜诗的误解以及这样那样的硬伤,不胜枚举。我是五十年代以后才和翦伯赞相熟的,我知道他能写很好的文章,旧诗也写得不错,不应当写出那样拙劣的文章。然而这篇文章出自他手,用他的名字刊出,却又千真万确。刊出之后,读者大哗,有人便写了文章,对其中的失误逐一揭露出来,很迅速地在陶百川编的《中央周刊》上刊出,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该文作者又重新加以改动,寄与《大公报》的《文史周刊》(胡适主编)再次刊出。翦伯赞对于这篇批评文章,始终保持缄默,不作答辩。看来,它对翦在学术文化界的声誉和地位,是起了一些不好的影响的。

��  在重庆期内,翦伯赞一直继续保持着与覃振的关系,也一直继续保持着与一些左派的民主人士的关系。所以,当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期间,覃振设家宴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时,他是应邀作陪的人员之一,而在他的长子结婚时,他邀请了冯玉祥主持婚礼,并邀请了周恩来、王若飞、郭沫若、柳亚子、陶行知等人前往参加,使这次婚礼具有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  1946年夏,翦伯赞由重庆返回上海,任大孚出版公司的总编辑,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和《中国史论集》第二辑。针对着北平的一些注重考证、提倡脱离现实、专心读书的老年历史学家,他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例如在19472月的《文汇报》上登出的《正在泛滥之史学的反动倾向》等篇。他还在大夏大学兼课,讲授“史学方法论”的课程。但到1947年冬,他因一切活动都受到国民政府的监视和干扰,等于失掉了自由,便又由上海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呆了整整一年,在那里的达德学院讲授中国历史,为那里的《文汇报》主编《史地周刊》。于1948年冬又与郭沫若、马叙伦、侯外庐等人同乘轮船北上,在山东烟台登陆,辗转到河北省的阜平县等地。到 194921 ,跟随解放军一同到达北平。

 

二、翦伯赞在北京的头十五年(1949―1963)

��  1949年春随同解放军而先后到达北平的作家、学者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化人,不计其数。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但也有许多人并未入党,只能算是“民主人士”。

��  翦伯赞虽在1937年在南京时就已加入了共产党,但他不只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内不曾公开其党员身分,在他来到北平之后,依然在继续隐瞒着。是在1961年被委任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之日才公开宣告了他的共产党员身分的。为什么如此呢?据说是为了使他便于向党外的文人学者做工作之故。

��  19431946年,我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史地系任教,其间,翦伯赞曾应周谷城之邀到复旦史地系作过一次学术讲演,讲演完毕后,他与周谷城在北碚街上散步时,我曾与邂逅相遇,虽经周谷城作了介绍,我估计他是不会留有任何印象的。

��  当共产党进入北平之后,对原在北平各高等院校和中小学任教的人,一律“包了下来”,实行了“团结、使用、改造”的政策,所以,这一大批人除在北平解放之初,心情“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失业)外,过了不久,大家的情绪就都安定下来,要在共产党的政权之下继续工作。

��  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专任教员,并没有任何人随同胡适校长逃离北平,亦即全班人马都留在北平。计为郑天挺、向达、杨人�F、朱庆永、张政�R、余逊、邓广铭、胡钟达、汪�W、杨翼骧十来人。当我们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时,自然会遇到不易理解的问题,于是,就由系主任郑天挺去联系,要邀请几位新到北平的马列主义历史学家来校与我们座谈一次,以求对我们有所启发。座谈会开成了,时间就是1949年春季的某一日,地点是北京大学的孑民纪念堂,应邀而来的,记得是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侯外庐四人(范文澜似是因有公务未来),北大史学系的上述十人则全体出席了。我与郭沫若在重庆时就有过一些来往,与其余三人,则都算是初次相见,但相互也只是寒暄了很少的几句话。

��  按正常的情况说来,所谓的座谈会,大都是被邀请的客座人员畅谈,而处于主位的人员则只是洗耳恭听。这次的座谈会,既然是为了讨教而请来了几位先进于马列的学者,自然更应如此。实际上却又大谬不然。居于主位的我们这十人中,老、中、青三者俱全。其中的两位年轻人,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是颇有一些自负的。对于这几位被邀请来的学者的著作也都读过一些,却又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于是乎,在座谈开始,在应当由我们提出问题向来宾请教的这道程序上,轮到我们的一位年轻同事提问时,他却针对着什么是奴隶制社会的问题,引述了许多西洋史(因为他是教西洋史的)上的情况,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剌剌不休,好像他是被指定的主要发言人一样,更像是他认定在场的人,谁都不懂得什么是奴隶社会一样。我当时出于礼貌的考虑,颇有坐立不安之感。但是,系主任既不肯加以制止,我也莫可奈何。他的发言足足占去了八九十分钟,等他的发言结束之后,座谈的时间已所余无几,被邀请来的几位大概也有些莫名所以,于是都没有再讲很多的话,这次座谈会便宣告结束了。

后来我才陆陆续续得知,对这次会最感愤怒的是翦伯赞。他在散会之后,便对郭、侯诸人说:“这简直是一次鸿门宴!(这比喻似乎夸张得太过分,但他却确实是这样说的。)而且,不知是什么原故,翦伯赞竟认定向达是这次鸿门宴的幕后策划者,这真是天大的冤枉。直到1957年,在批判向达“右派言论”的大会上,翦伯赞还重提了这一旧案,也仍然使用了鸿门宴这一比喻。

��  翦伯赞是以研究中国历史著称的。然而,可能是因他在四十年代内,屡屡向北平各大学的史学家主动挑战之故,也可能出于另外的原因,他于转来北平之后,只被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聘为教授,而并未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历史学系任教。

��  翦伯赞在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中还兼任委员之职。因此,他虽定居在燕东园的一幢上下两层的小楼中,而有统战部为他配备的专用小轿车的方便,他到市区内从事各种活动的时间,较之在燕京大学的时间大概是还要多一些的。

��  翦伯赞在社会系开设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课程,因为他已经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二两卷,所以这个课程实际上就是依照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方法而进行讲授的中国通史,因是在社会系开设的,所以采取了这一名称。又因为这样的讲授方法在燕京大学是前所未闻的,前来听课的就不限于社会系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历史系的学生和部分教师也都来旁听,以致在讲课的教室里出现了空前盛况。翦伯赞有时也邀请一些新来北京的学者如徐特立等人,占用他讲课的时间和教室,进行一些专题演讲。

��  翦伯赞在燕京大学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但因他是以民主人士身分进入燕京的,又身任政务院文教委员,在1951年开始的“三反五反”和政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当中,以及后来燕京大学之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齐进行了“院系调整”,翦伯赞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应当给予充分估计的。

��  不知是否出于要解散旧日形成的派系的考虑,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北大史学系资格最老的 郑天挺教授,清华历史系资格最老的 雷海宗教授,都被“调整”到天津的南开大学去了。于是,而由旧燕大、清华、北大三校合并而成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其系主任一职,自然是非翦伯赞莫属了。

��  翦伯赞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之初,曾经向人表示说:这是一个难进行领导的烂摊子。因为,一批人是胡适的旧部,一批人是蒋廷黻的旧部,而另一批人则是洪煨莲()的旧部,他们怎肯听受我的领导呢?他的这番话,只反映他有此担心和过虑,并不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因为,在院系调整之前,他虽只是社会学系的教授,但通过他所领导的政治学习和“三反运动”,燕大历史系的中青年教师早已和他同心协力地把少数崇美思想 严重的教授“批倒批臭”北大、清华两校历史系未被调离的教员,一方面是早就有企盼解放军早日到来的人;一方面有些人曾经有过一段惶惶然唯恐失业的经验;另一方面则又都经过了一年以上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已经没有人还保留有抗拒新的校系两级领导人的意识了。而且,当时的教育部和其他有关部委的领导人以至北京大学的党政领导,与翦伯赞的关系都较密切,都很信任,历史系的党总支书记也和他配合得很好。因此,翦伯赞对北大历史系的领导工作是进行得非常顺利的。他对于三校旧人不易领导的那种担心,也因此日益淡化了。

��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论在任何场合或任何事情上,在他与历史系的同事之间,都没有发生过不同的意见。倘若那样,那倒反而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了。即如,在1952年秋季,在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开学之初,在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商讨如何编写教材讲稿的一次会上,翦伯赞根据他编写《中国史纲》的框架模式,主张在述写任何一个时代或朝代时,先写出它的经济基础,然后再述写上层建筑方面的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等;我则以为,应当把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糅合在一起,进行综合性的讲述。并且说,如不以政治、军事一类事件为线索,就先凭空地讲述一些经济现象及其发展,那就会使得条理脉络不够清楚;而且,我们不是都承认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吗,是不应把它们分割开来讲述的。翦说,不先讲述经济基础而先讲其它,那是唯心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的讲述方法。与会的人大都严于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声威,不肯轻易发言,有一位便出面提出一种调和折衷办法,说:讲述公共课的中国通史(即对历史系以外各系讲授的),可以采用我的办法,在本系讲授,则应采用翦老所提出的办法。这当然毫无道理,不能说服我。最后我便搬出了苏联人民教育委员会关于怎样讲授历史的一个决议(据说是由史达林亲自定稿的),其中明明写道,不要把历史讲成抽象的社会发展史,而是要严格依照历史的年代顺序,讲授一些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历史人物等等。他们显然不是要把经济与政治割裂开的。那时候,“苏联老大哥”的权威毕竟还是高于翦伯赞的权威,这场争论就因此而告结束了。奇怪的是,苏联的关于历史教学的这一决议早已译为中文,不知何以与会的人(包括翦伯赞在内)竟至无人读到。

��  翦伯赞和北大历史系的教师,不论对老、中、青哪一代人,基本上都能和平共处。对于老年的,他向他们交谈时总是说:你们掌握的史料多,好比积攒了许多钱,只是零散地堆在那里,缺乏一个钱串子(理论)把它们贯穿起来;我是搞理论的,却没有掌握你们那样多的史料,正像只有钱串子而没有钱。咱们互相取长补短,正可以相辅相成。对于青年教师,他既引导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也鼓励他们去广泛地搜集资料。在他的这种态度和作风带动之下,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之时,历史系已经培养出不少的青年优秀人才,也已刊布了大量的科学研究的成果。

��  中国共产党办教育的原则是,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因而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相继发生的批胡风、批胡适,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任何一个高等院校全不能置身事外,北大历史系在每次运动中都有受伤害的以至被迫害致死的人。然而每次运动都是由系的党总支领导和掌握的,翦伯赞从不在其中兴风作浪,有时还能起一些缓解和保护作用。只有在“反右”期内,翦伯赞几乎成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人物,当然就无法保护其他的人了。

��  从1959――1961年,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使得中国经济陷入极严峻的情况中,其间虽还有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及在党内发动的反右倾运动,但为时较短,其后的政治运动便不得不被迫停息。这时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便乘机出面发动编写文史哲各科的通用教材,而翦伯赞则是他所倚靠的编写历史教材的主要领导人员之一。因而在此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时期,便成了翦伯赞的学术活动到达高峰的时期。

��  文科教材编选会议上所交付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任务,是编写一部为全国高校历史系教学之用的中国通史(后来出版时定名为《中国史纲要》)。初稿写出之后,由翦伯赞率领各部分的执笔人到苏州的一家旅社(为避免在京的杂事干扰)去进行讨论。讨论会自始至终,翦伯赞每次都聚精会神地参加,而且随时都很坦诚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在讨论的过程中,有的篇卷被大部分否定,决定令执笔人回校重写。例如先秦史的部分和隋唐史的部分均是;有的就在讨论会上对文字加以增删,而基本上肯定下来,例如我所述写的宋辽金史部分和许大龄述写的元明清史部分。后来《中国史纲要》出书时之所以不是依照时代先后的序列出版的,其原因即在于此。

��  《中国史纲要》最先出版的是第三册(原名中册),内容即宋辽金史和元明清史。封面上只写了翦伯赞主编五个字,书内也没有交代这两部分的执笔人。出版了后,深受周扬、范文澜、侯外庐、吴晗等人所称赞。这使得翦伯赞的史学权威的地位更得到巩固和提高,而他与我的个人关系也较前更好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人写大字报说,翦伯赞这时期之所以与我要好,乃是要拉拢我去打击另一教授之故。这完全是一种不明真象的错误分析。

��  在1959年,翦伯赞还曾与郭沫若在《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上共同开展了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由于曹操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参加讨论的人遍及于各行各界,全国的绝大部分省市几乎都有讨论稿件寄往报社。百家争鸣的气氛空前活跃。后来因陈伯达出面制止所谓“翻案风”,讨论便被窒息了。

��  继此之后,翦伯赞还连续发表了许多篇重要文章。例如,在接受了主编《中国史纲要》的任务之后,他立志要学取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的榜样,一方面考虑如何发挥北大历史系几位中老年教师之所长,如司马光之于刘恕、范祖禹诸人那样,另一方面则考虑在发挥集体优势的同时,如何发挥作为主编人的他自己的作用。他为此而先后写了《学习司马光编〈通鉴〉的精神》和《为〈通鉴〉编写工作问题释疑》两文。

��  参考《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这只能解决《中国史纲要》的编撰问题的一部分,而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则是如何把历史唯物主义融会贯通于这部书中,在五十年代的史学理论领域内,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主张。例如,有理论挂帅说,有以论带史说,有以阶级斗争为红线说,有厚今薄古说,有打破王朝体系说,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翦伯赞郑重其事地与执笔诸人经常讨论如何稳妥地处理这一问题,他归纳综合了这些意见,逐步加以充实完善,在六十年代初期,连续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各文的内容既明确地针砭了时论中的偏颇和谬误,也为《中国史纲要》以及一切有关中国史的撰写制订了准则。

��  通过与翦伯赞在上述十多年内共同进行一些学术活动,我深切体认到,他虽只是北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他所经常关注的却是全国史学界的学风和文风。他的思想见解,明智通达,从不作迂腐拘墟之论。例如,他本人属维吾尔族,但他极力反对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同时他也反对大汉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同出一源说。他主张学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却又决不主张为政府随时制订的政策服务。他承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但又不认为历史的发展仅仅是农民起义才能推动。他还认为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辅相成,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这都证明他的思维方法是不偏不激的。

三、从厄运的无端袭来到翦伯赞在文化大革命期内的丧生

进入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大陆上的历史学理论领域,曾经着实混乱过一阵,其离奇古怪之最甚者当推对于清官的批判:说什么贪官是赤裸裸的进行搜括,恶迹昭彰,人人都能察觉;清官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易为人所察觉,最富有欺骗性。因此,清官之可恶更甚于贪官。六十年代初期,此说确曾甚嚣尘上,然而翦伯赞和吴晗等人则都是极不赞成此说的。

��  继此而起的,则是对“让步政策论”的批判。自从毛泽东提出“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之说以后,一时被捧为理论权威的陈伯达便又为之作出一个补充命题,以为:在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新王朝之后,鉴于旧王朝因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招致祸乱,便不得不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因此才又获得经济的复苏。此即所谓让步政策。此说既是理论权威提出的,此后凡谈论农民起义的作用的,便大都借重于它,甚至有人还把让步政策的前因后果简单化为一个公式,以为这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固定轨迹。只有翦伯赞,在前所提及的他撰写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对于“让步政策说”却不肯无条件接受。他说:“不能一见农民起义就大谈让步政策。让不让,让多少,要依战斗双方阶级力量的对比而定。”因他持这样的态度,在1963年冬《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此专刊由我与北大历史系另外三人任执行编辑,翦伯赞、范文澜均系主编)上,刊出了孙达人的批判让步政策的文章。此文深为当时的最高领导所欣赏,并即暗示对“让步政策论”开展讨论(实即批判),而且他忘记了谁是这一说的首创人,竟把它的创造发明权归诸翦伯赞,希望把批判的矛头逐渐集中于他身上。于是而《史学》专刊上刊出的孙达人的文章,等于翦伯赞自己引火烧身,这在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在这年的春节我去他家拜节时,他就神态颓丧地向我说道:“听说‘让步政策论’也是我最先提出的了!”我虽是《史学》专刊的执行编辑之一,而且已刊出好几期讨论文字,实际上也是听到他的这句话后,才了解到一点内幕情况的。好在参加讨论的人也无人知此底细,所以这把火到底也没有形成熊熊之势。

��  “树欲静而风不止”,用这句话来概括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上政治以及学术文化方面的局势,我以为是再恰当不过了。要求得到一个安定静寂的环境,以便能专心致志进行思考和钻研的,当然莫过于学术文化界的知识分子群了,然而当时的最高领导却接二连三地在呼风唤雨,有意识地要使这班知识分子群永无宁日。更加要命的是,他又总是把学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当他实际上是要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浪时,却先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拉开了序幕。

��  根据传闻,最高领导毛泽东有一次去看湘剧《生死牌》,剧中称颂了海瑞居官断狱的公明正直,他在看罢戏后,便向陪同他看戏的人说,像海瑞这样的好人好官,在今天也还需要,应当提倡。其后他又把《明史•海瑞传》翻读了一遍,对于海瑞敢于在写给嘉靖皇帝的奏疏中,直陈所见,甚至连当时讽刺赋敛过重的民谣“嘉靖嘉靖,家家皆净”也写了进去,特别赞赏。这些消息被吴晗闻悉了后,由于自己是研究明史的,便决定加强对海瑞的研究,以求能遵照毛泽东的意旨写一些表扬海瑞的文章出来。其后不久,吴晗便接连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等文,全取材于《明史•海瑞传》,也全是毛泽东谈论过的一些事。

��  1959年,吴晗又写成了一篇《论海瑞》的长篇论文,依然是表述海瑞直言敢谏的特性。但是就在这年夏季,在党政要人举行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了一封万言书,指陈“人民公社”、“大跃进”等所谓“三面红旗”为全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他原以为这是取法于鲠直敢言的海瑞,会得到毛泽东赞赏的。却不料毛泽东看后大怒,以致把原定议程推翻改为批斗彭德怀的专题会议,说彭德怀是假海瑞,是一个右派海瑞。这一信息的传播,使得吴晗在发表他的《论海瑞》时,为了“联系现实”和“为政治服务”,在文章的开篇处便也加上一段批彭的帽子,说他的文章所赞扬的是“敢说真话”的真海瑞,而不是像彭德怀那样的假海瑞。由此可见,吴晗笔下的海瑞,都是体会着毛泽东的旨意而述写的。

��  吴晗成了研究海瑞的专家,人们都希望吴晗能奉献出有关海瑞的更多的作品;毛泽东是因看湘剧《生死牌》而开始赞扬海瑞的,人们便希望吴晗也能编写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出来。吴晗从来不曾写过任何种类的剧本,对京剧也不内行,然而在许多友人以及京剧界的老作家和名演员们的鼓励之下,他竟然满口答应了下来。从1959年秋到1960年冬,经过吴晗与上述一班人往返商榷,七次大改,终于使京剧《海瑞罢官》脱稿而且搬上舞台了。主要剧情是:海瑞刚到一地做官,便察访民间疾苦,平反冤狱,逼令官僚恶霸地主把霸占的民田退还原主,并斩杀了恶迹最著的徐瑛,得罪了其父大官僚徐阶,遂被迫交了官印,罢官而去。

��  《海瑞罢官》演出之后,吴晗的亲朋好友和京剧界知名人士以及扮演海瑞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都写了捧场文章在报上刊出,甚至毛泽东也大加称赞,还特地请了马连良到中南海他的家中共餐。煞是热闹了一大阵子。

��  然而,当“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年代,树越大,越有被摧折、拔倒的可能。吴晗仅仅是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仅仅是在史学界略有名气的一个人,于“大”何有?不料他却正撞在风口浪尖上,因而首先就由他的“在劫难逃”,引起了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十年浩劫”,这就得说到江青其人了。

��  自从1949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地位而进入中南海以来,她虽已日渐失宠,但她依然能

与康生狼狈为奸,能利用浸润之谮,肤受之�宓陌旆ǘ�兴大风,作大浪。例如五十年代中期所谓“潘杨事件”,收拾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长杨帆(原名石蕴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与我同年级,且相熟)的大冤案,就是由她和康生合伙阴谋诬陷的。到1962年,江青走出了中南海,因她自负精通京戏(她曾于1929年在赵太侔主办的山东实验剧院京戏班学习过),便被指派负责进行改革京戏的工作。出乎她的意料的是,她所提出的一些改革意见,却大多遭受到北京市长彭真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周扬等人的合力抵制。这就激怒了江青。也就埋伏下火种。既然《海瑞罢官》是当时最受称赞的京剧剧本,既然吴晗是当时最受称赞的京剧作家,正在满怀醋意和忮心,又负有寻衅纵火使命的江青,自然要以吴晗和这个剧本作为导火的引线了。

��  彭真和周扬是具有能够左右北京文坛论坛的实力人物,这使得江青在北京竟找不到一个肯首先发难写批判文章的人,而不得不到上海去找**、姚文元去写。其结果,就是 19651110 上海《文汇报》刊出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主旨是说,吴晗在剧本中要官僚地主把霸占的民田退还原主,称扬海瑞能平反冤狱,都是在煽动破坏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已经煽起的翻案风助威的,这二者正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焦点。

��  文章刊出后,《文汇报》的驻京记者很快就到北大历史系找翦伯赞和其他几个教授收集反应。翦伯赞直截了当地说,文章内容牵强附会,姚的态度极其粗暴,完全是对吴晗的诬蔑和陷害,身为首都副市长的吴晗,一向是反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怎会写剧本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  在北京的各报还都不肯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在《文汇报》刊出姚文仅仅十天之后,上海已把姚文印为单行本了。这表明,姚文的发表,在江青以外还有更大的来头。也因此,《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在硬挺了二十来天之后,也不得不于11月底相继把姚文刊出了。《北京日报》在姚文后附加按语说,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有不同意见,从而展开讨论,是符合百家争鸣方针的,是应当继续开展下去的。据说这段按语是由彭真定稿的。《人民日报》也在姚文后附加按语说,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是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用什么观点和什么艺术形式加以表述的问题,容许有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有反批评的自由,双方都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据说这段按语是由周恩来定稿的。两篇按语分别由两位高级政治领导人定稿,文意又都企图把讨论范围指引到学术或文艺问题之内,这反映出,他们都已预感到,这把火看来势必蔓延,而他们则要尽一切可能防止其蔓延。

��  火烧吴晗本是作为粉碎北京市政府的导火线,彭真本即是预定要烧毁的重要人物,然而直1966年春,彭真对此却还无所察觉,还在以消防队员自居。事证之一,是由他作主,把北京大学的历史系师生于 196621 搬迁到信息闭塞的昌平县郊区,原因就是,深恐历史系的学生们留在市区之内,容易为江青等人的阴谋所驱使,会助长和加强火势之故。事证之二,也发生在同年2月上旬,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提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认定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只是学术讨论的性质,只应通过百家争鸣而辨明是非,坚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地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由彭真亲自飞武汉送毛泽东审阅。然而毛泽东不但不采纳《提纲》中的意见,在此以后反而发出了一道指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在于“罢官”,说吴晗是藉此影射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罢免了国防部长的事,是替彭德怀鸣不平的。这一下,批吴晗的调门就大大升级在姚文元之上。再也不能在学术范围内绕圈子了。而康生、江青一伙,也紧锣密鼓地发射连珠炮,叫喊要揪出“三家村”的后台,矛头已直指彭真了。

��  紧接着,报纸上出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毛泽东亲自制定了《五•一六通知》,示意要在全国发动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 61 ,《人民日报》刊出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署名(实际上也是由康生、江青授意的)的大字报“陆平彭�卧扑嗡兑�干什么?”并在后面加了按语,吹捧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据闻也出自康生等手笔。集合种种或明或暗的因素在一起,一场空前浩劫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便首先在首善之区展开了。

��  翦伯赞就是在这场大火已经燎原两年半的时间之后,丧身于其中的。

��  如前所述,当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刚刚见报时,翦伯赞曾向来访记者发表谈话,大力驳斥姚文,对吴晗极力维护。后来,历史系的教师组织了一次讨论《海瑞罢官》的座谈会,本打算把记录稿交《光明日报》发表,但翦伯赞看过之后,以为发言的调门对吴晗颇为不利,没有同意拿出发表。但到19663月下旬,《红旗》杂志上刊出了戚本禹等人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4月下旬的《人民日报》上又刊出了《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的资料摘录,这使翦伯赞惊讶地觉察到,原来他也已被编排在应该加以横扫的牛鬼蛇神之列了。

��  61 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历史系最先被揪出批斗的就是翦伯赞。罪名并没有公布,似乎根本就不须公布,反正是和陆平等人一齐被定为黑帮了。身上挂了写着“黑帮”两个大字的一块木牌,有时是奉聂元梓等人组织的领导班子之命,而在校内劳动,任人围观唾骂,有时是在校园内列队游行示众,有时则又分别被押上台去接受群众大会的批斗。罪状得由自己当场交代。稍过些时,“黑帮份子”逐渐专用于党政领导人物,像翦伯赞一类人物则改称为反动权威了。为了如何划定“权威”(因为凡权威皆反动)的身分,康生还制定了几个条件,翦伯赞自然是全都符合的。

��  在六、七、八这三个月内,翦伯赞还依旧住在燕东园一幢归他专用的小楼内,到八月末的一天,历史系已经改由师生共同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了,在一次全系师生大会上发出号召,要进占翦伯赞及其他老教授的住房(因他们的住房都比较宽绰一些),于是翦伯赞夫妻便被迫蜷缩挤住在楼上的两间居室内,每次游行示众或被批斗之后,仍回到那里饮食起居。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两年之久,到一九六八年的秋季,翦伯赞就又被刚进入北京大学的军宣队从燕东园轰出,被安排在园外居民院中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房中。除了随身穿着的衣物和日常必须用品外,书籍、细软、陈设品以及部分家具则一并锁在他原住的楼上居室内,钥匙交由胡敬梁和聂玉海两个红卫兵掌管。到翦氏夫妻自杀后,清理他的旧居时发现,他的皮大衣、毛毯、重要书籍及陈设物品等,已全被胡某、聂某盗走了。

��  我和向达、邵循正、周一良、杨人�F等人,不久也都被定为牛鬼蛇神,在19669月底,一齐被轰到乡下去劳动(翦伯赞因年老多病,故未同去),红卫兵高海林作监督管理人,他向我们宣告说,国庆节即将到来,那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所以必须使它成为你们这班“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在我们这批人中,向达的“罪情”最重。因为,第一、他有“前科”:1957年他曾被划为右派,两年之后才摘了右派帽子;第二、在红卫兵们于七、八月间到他家抄家时,看到他在写字台两端的搁板上,一端摆着一个镇纸用的木刻老虎,另一端则摆了毛泽东的石膏像,这不分明是想把毛泽东送入虎口吗!为此他曾受到在炎热的太阳下跪在二层楼楼顶上的惩罚。因此,向达在下乡前向其家人说,他对今后的前途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下乡后如果发生了三长两短,也不必认为出于意外而惊恐了。事为红卫兵高某所闻,在抵达劳动场所之后,高某首先向他大发雷霆一阵。却不料,11月内,向达就在劳动的地方得了尿中毒病,由于没有医生治疗,竟真的悲惨地送了命了。

��  我们这批下放劳动的人,在向达病死的前后,虽已先后回到校内,但仍然是集中在一起进行学习,或者集体到清华大学或其他院校以及市内各机关去看大字报。这类事,翦伯赞是全都没有资格参加的,因此,我们与翦伯赞见面的机会非常之少,当然,即使偶尔邂逅相遇,也不能相互点头示意,自然更不能进行片刻的交谈了。

��  首都的学术界一些平昔与翦伯赞过往较多的人,只有郭沫若、范文澜,由于“受到保护”而还可以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自由行动外,其余的,例如周扬、田汉、吕振羽等等,全都已被关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监牢中去。即如北京大学的校园内,也临时把几十间相邻近的简陋平房,用席箔圈裹成一个独立区,定名为劳改大院。上述历史系的邵、周、杨、邓诸人以及全校各系的牛鬼蛇神,如朱光潜、侯仁之、傅鹰、季羡林、李赋宁等等男女达百余人,都被关在里面,由红卫兵和一些脑筋简单、身体强健的职工加以管制,体罚辱骂等事经常发生。然而冯友兰和翦伯赞却依然单独幽居,未进劳改大院。

��  在从19491966年上半年,这十七年左右的时间里,翦伯赞居住在燕东园的一幢小楼内,出入有专用汽车,家中有专用炊事员和女工,还有专用助理员,这样的生活不能不算是养尊处优,在北京大学的教授阶层中也再无一人能与他相比。1968年秋,被赶出了他的这一安乐窝,移住到那样一间陋室中去,饮食起居,柴米油盐,全靠他的老伴操持。单是冬天的取暖问题,我想就必定极难解决(因当时各煤铺都有新的规定,不为黑帮份子和反动权威的家庭送煤)。而翦伯赞还是患有哮喘病的人,每冬必犯,对保暖的要求更高。先后生活水平的如此悬殊,我到今也并不知道翦伯赞夫妇是怎样熬度过来的。而一直到1968年初冬为止,翦伯赞夫妇还都安然无恙。好像正在等待着有“时来运转”的一天。

��  不论是大幸或大不幸,这“时来运转”的一天果然到来了

��  196810月,在中共举行的第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讲话还特别提到翦伯赞和冯友兰,说还得继续让他们当教授,以后有不懂唯心主义哲学的就去问冯,不懂帝王将相历史的就去问翦。并说,对他们的生活也应加以改善。会后,这条最高指示传到北大,北大的“军宣队”又分别转达冯、翦。由于翦的燕东园旧居已全被青年教师占据,军宣队便把他迁移到燕南园的一幢小楼中,仍是独家居住,并且指派了一个工人住在楼下,专为翦伯赞夫妻二人服务。无形中,这等于使翦伯赞得到解放了。

��  然而,风云变幻,祸福移转,虽在智者,所难预见。翦伯赞被安排在燕南园还不满一周,一场致命灾祸却又降临在他的身上了。

��  问题还得从刘少奇的成为“革命”对象说起。

��  在1966年的秋季,已经发展成燎原之势的烈火又被引向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身上。红卫兵们首先把 刘的夫人王光美骗出中南海,进行批斗和戏弄,从此她也再未能回到中南海去。中共中央办公厅这时也已设有刘少奇专案小组,专门调查刘的罪证。 1967年夏秋间,北京市各行各业的革命群众,围绕中南海支棚结帐,住在那里,声称非揪出刘少奇不可。后来因为考虑到这会威胁到中南海其他领导人的安全,才被驱散,各回本单位去。

��  到1968年,这一个一直未被以任何方式加以废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却已被内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具体罪行之一,则是刘少奇曾经与蒋介石相勾结,阴谋要“消灭红军,取消红色政权”(1980年《群众论丛》第三期吕振羽《南京谈判的始末》)。而在刘蒋之间牵线搭桥的人,则是谌小岑、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刘少奇专案小组所弄得的有关此事的证据之一(也许就是唯一的),是谌小岑于1960年撰写的《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一文。而其实,从那篇文稿当中,是完全找不到刘少奇有勾结蒋介石的罪行的任何踪影的,更不用说翦伯赞其人了。

��  谌小岑的那篇文章,本是中国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约写的。由于它是有关中共党史的一段重要资料,文史委员会负责人就到档案馆核对了一些原始记录,然后送当时的有关当事人如周小舟以及党的高级领导如周恩来等人看过,都认为谌文是确实可靠的。因为核对史实和辗转传递传阅,费时费事,这篇文稿一直迟迟未能印出(1980年才在《文史资料选辑》七十一辑刊出)。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少奇专案小组成立之后,首先便把这篇文稿调来,要从中搜索出刘少奇的罪证。接着又依据文中提供的线索,到监牢中“提审”了谌小岑、吕振羽等人,想逼迫他们把文中所述情况更向险恶处发展,以便构成刘少奇确曾有与蒋介石或宋子文或陈立夫相互勾结、阴谋出卖共产党的罪状。逼供的诡计并未得逞,遂只好不要证据而捕风捉影地判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这十足反映出策划者们的心劳日拙。

��  谌小岑所述1935年国共双方在南京谈判的初期,虽也曾涉及翦伯赞,但翦伯赞参与其事的时间最短,出谋划策也很少,本是一个无关轻重的人,然而刘少奇专案的策划者们,对所定刘的罪名自己也甚感心虚,觉得难以服众,更难以到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去正式宣布,于是仍想以逼供的办法,从翦伯赞的口中再捞得一点什么。

��  刘少奇专案小组的副组长巫中,决定带领几名帮凶亲自去执行这一任务。巫中原任某兵团副政委,是一个中级军官。这时的北京大学本已由“军宣队”和“工宣队”共同组织的革命委员会所管辖,依照规定,凡涉及北京大学的任何公事、任何有政治问题的人,必须先通过这个革委会才行,特别像翦伯赞其人,既是依照毛泽东的话对他的生活待遇等就近刚作了安排,更不能允许再有人去随时进行干扰。巫中则自恃是刘少奇专案副组长,一个国家主席的生杀之权犹且操在他的手中,他的心目中更怎能有个什么北大革委会,于是他从北大历史系问明翦伯赞的新居,径直驱车前去了。是为第一次接触,时间是 1968124

��  巫中们的袭来,不但十分突然(因系在翦伯赞刚听到毛泽东对他的发言未满一周之时),而且来势也十分凶猛。他们单刀直入,咬定开始于1935年冬天的国共南京谈判,是刘少奇勾结国民党CC派特务,要“取消苏区、消灭红军”的一大阴谋,而翦伯赞则是这一阴谋的参加人之一,是知情人之一,因此必须如实作详细的交代。到翦伯赞真正如实地作出交代时,巫中却声色俱厉地不予承认。最后巫中就指明刘少奇在那次谈判中实际是搞贩卖共产党的活动,他这罪行已经查明,中央也已经作了结论,判定他是“叛徒、内奸、工贼”,不久即将在“九大”上宣布。你只须就此事写一份材料,加以证明,签上字,就没有你的事了。

��  翦伯赞矢口否认那次谈判中曾有这样的阴谋活动。巫中就说:“这就要看你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的反革命路线一边了。现在再给你三天机会,让你好好回忆一下,我要等着看你的最后表现。三天后我再来!”说罢就走了。

��  翦伯赞有他的人格和良心,他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丧失自己的人格,捏造事实去诬蔑刘少奇或诬蔑自己。因此,尽管巫中们三天后果然又来了,而且以后还连续来了许多次,每一次,巫中总是歇斯底里般地狂吼一些带威胁性的话语,而每一次也都未能逼令翦伯赞交代更多的东西。这里且说巫中们最后一次的到来,因为这次他们是邀请了死神同来的。

��  1219日下午 ,巫中们又一次来到翦伯赞的住处之后,照样又狂吼了两个来小时,重复着过去已经说过上百遍的话,然而也照样不能从翦伯赞口中逼出任何违背良心、违反事实的交代。巫中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兽性,便猛地从腰间掏出手枪,往桌子上重重一拍,高叫道:“今天再不彻底交代,老子就枪毙了你!”说着即冲向翦伯赞,把手枪顶在翦的鼻孔下,咆哮道:“快说,快说,不说马上就枪毙你!”这是翦伯赞从来不曾经受过的严峻形势,他一时为它所吓呆,尽管如此,他却仍然回答说:“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了。”

��  最严重的威胁既都不能生效,巫中感到再也无计可施了,便又心生一计:他拿出笔记本来,写了几句简单话语,递与同来的帮凶,打发他们离去。所写内容,仅仅是要他们先乘车回去吃饭,然后再开回空车把他本人接走。其所以必用书面的而不直接说出这一事体,用意正是要故作疑阵,要藉此再一次引起翦伯赞的恐怖感,使他会误以为那几个人果真去找人来拘捕他甚至拉他去枪毙了(因为那时人命是最不值钱的)。但即使玩弄了这一手法,在巫中独留的时刻,翦伯赞依然不曾多作交代。

��  翦伯赞并未被巫中们的蛮横恐吓所骇倒,但从巫中们来他“家”中逼供之日起,他就已萌生了轻生念头。因为,他大惑不解的是,毛泽东已经为他开了一条出路,而竟不能制止巫中的前来逼供,然则将来的生路究竟何在呢?是这种难解的忧虑,逼他开始作最坏的打算。他向那位为他服务的工人假称,因受逼供之苦,他夫妻二人均患失眠,每天均请他到校医院去要若干片某一种安眠药来。要来后都暗自积攒起来。 1219日晚 ,巫中离去之后,在极度绝望的情绪支配之下,便与他的夫人商定,要采取断然的行动了。

��  为翦伯赞服务的工人描述该日晚上的情况说,翦伯赞还和往常一样,在该晚的十点多钟,开始作睡觉的准备,叮嘱工人明早给他买几根油条,并把钱和粮票给了工人。这之后,翦伯赞夫妇去睡觉,工人也去睡觉了。一切都是正常情况。只是到午夜十二点过后,工人听到翦伯赞夫妇起床活动,他也正要起床,却听到翦伯赞向他说:“天气冷,就不要麻烦你了,我们自己煮点牛奶喝。”工人因此没有起床。却也听到了他们在厨房弄碗勺的声音,又听到开箱子的声音。以后工人就又睡着了。天亮以后,工人按照翦的吩咐,到海淀去买了油条,回来后已七点多钟,早已是他们起床的时候了,却没有动静。等了一阵子,见他们还不起来,便在门外叫了几声,无人答应,就去使劲敲门,还是没有应声,工人觉得必是出事了,就用肩膀把门撞开,看见他们好像还在睡,用手去摸他们的头,全已冰凉了。

��  这位工人在惊骇之下赶快跑到哲学楼的军宣队指挥部办公室去报告,并原原本本地追述了巫中们多次来“翦家”的事。而这种种,军宣队在此刻以前竟丝毫无所闻知!

��  军宣队的几个头头跑去现场察看,见他们夫妻二人都平卧在床铺上,合盖着一条藏蓝色新棉被,二人都穿着整齐新鲜的衣服。在翦伯赞所着中山装的左右衣袋内,他们发现了各有一张约有二指宽的纸条,一张上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另一张上则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

��  一个曾经生龙活虎般活跃于中国学术界的翦伯赞,他的生命就这样地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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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作者邓广铭(1907-1998),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 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此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本文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三期,1990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