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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事业拼搏无怨无悔

为事业拼搏无怨无悔

郭 素 新

 

病床上的田广金已经三天高烧昏迷,右侧鼻孔插着鼻饲管,左侧插着氧气管,输液一瓶接着一瓶,四肢肌力0―II级,大小便均失控……;医生诊断:糖尿病(II型)、糖尿病肾病,双侧基底节区脑梗塞……。这是 2002年10月20日 我在医院记下的病情记录。自2001年7月至今因糖尿病及脑血栓后遗症已九次住院。

1965年毕业后,我们支边到了内蒙古,在广袤的北方大草原从事野外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近40年。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超负荷的拼搏,终使体力透支过甚,如今田广金已是多种疾患缠身,长时间卧床, 生活不能自理,因语言障碍已经两年多不能讲话,仅靠输液、吃药维持着。

回顾我们近40年的历程,看着书架上排列着的一本本专业著作,真是浮想联翩……。

如何评价人这一生的得失呢?一句话,为了事业而拼搏,无怨无悔!

多年来,我们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北方”或“北方历史―文化区”,区域范围以科尔沁沙地到鄂尔多斯高原一线为主体,外及冀北、晋北、陕北、陇东及整个蒙古高原。总体上以鄂尔多斯和岱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为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前,内蒙古中南部夏商阶段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如何,还一直是个未知数。自1973年发现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阿鲁柴登、桃红巴拉匈奴墓葬之后,田广金踏遍了大半个鄂尔多斯,收集到数量众多的青铜刀、短剑和丰富多彩的动物纹铜饰件等属于北方民族的文化遗物,即所谓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当把部分标本送到北京向苏秉琦先生请教时,先生语重心长地说:“鄂尔多斯青铜器闻名于世界,历年来在鄂尔多斯出土了那么多青铜器,能是外来的吗?”得益于先生的启发和鼓励,我们下决心一定要解开这个谜团。

1974年夏,田广金带队爬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在人迹罕至的偏僻小山沟中,发现了一处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遗存――朱开沟遗址,这在内蒙古中南部尚属首次发现。1977~1984年先后四次进行了系统发掘。朱开沟遗址所在地沟壑纵横、交通闭塞、人烟稀少,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唯一可供吉普车行驶的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间小河沟。夏季雨天洪水滚滚,不能通行,洪水退后又乱石成堆,因此,发掘工地常因道路阻塞而缺粮断菜。遗址附近只有三户人家,既没有住处,又没有劳力,工作人员只能住在紧靠黄土崖畔临时掘土搭建的“窑洞”内,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凡是来过这里参观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们,在惊叹现今如此荒凉、闭塞的穷山沟里,如何能孕育了当时那样兴旺发达的古代文化的同时,无不为发掘者们对事业的执著和奉献精神所感动。

1984年在苏秉琦先生的倡议下,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内蒙古西部区原始文化研讨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和刘观民等。先生们对内蒙古的史前考古文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析,发表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特别是重点观摩了朱开沟遗址的出土标本,会后还亲自到朱开沟遗址参观指导。朱开沟遗址文化内涵丰富,不仅特征鲜明,而且延续时间和分布地域明确,成为内蒙古中南部极具代表性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在朱开沟遗址不仅发现了独具特色的蛇纹鬲、�[和三足瓮等陶器群,而且还发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环首刀、铜牌等与商代前期的直内戈共存,从而使我们意识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及北方畜牧―游牧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可能就在朱开沟文化范围内。

岱海地区的考古工作,是从1979年开始的。为了编写毛庆沟墓地发掘报告,于1980年春对周围地区人文环境背景进行调查时,发现了龙山时代早期的老虎山石城聚落遗址。1982年,田广金带领12名学员发掘老虎山遗址。因遗址位于山坡上,离村民住地较远,为了节约时间和经费,决定在遗址外的黄土断崖处挖掘窑洞居住。他们从村里借来铁管当顶盖横梁,上搭椽子,铺上树枝、油毡和塑料布,再覆盖黄土;前边支起木棍,挂上塑料布当窗户,地上支起行军床。这就是当时发掘工地工作人员的住屋。雨天漏雨,满屋泥水,晴天风沙不停,日晒似蒸笼,更可怕的是夜里蚊叮虫咬难以入睡。这样的艰苦条件学员们早有思想准备,到工地后因为没有地方理发,大家齐心都剃了光头,加上领队,号称“十三棍僧大闹老虎山”。

老虎山石城址面积达13万多平方米,保存相对较好。经过1983~1986年的连续重点发掘和全面勘探,对遗址的遗迹布局、文化内涵、性质及谱系等均大体清楚,确定了“老虎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为了既有利于遗址保护,又利于进一步开展工作扩大成果,我们提议在此建立一个野外工作站。当建站消息传到北京后, 苏秉琦先生在百忙之中寄来一封短信,指出:“我们在这地带工作刚刚开了个头,要继续下去,为了培养人也有此需要。要有长远设想,积累资料要早考虑长期保存、研究、利用、发挥作用问题。‘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也有些道理,但我们已是半出家人(居士),要赞助修庙,功德无量!”在先生的关心、鼓励下,我们坚定了信心,要将岱海地区的考古工作深入下去。在国家文物局和内蒙古文化厅领导的支持下, 1985年在遗址附近建立了工作站。随后,在岱海北岸又调查了西白玉、面坡、板城、园子沟和大庙坡等龙山时代早期遗址。1987~1988年,先后对园子沟等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发掘(或试掘)工作。同时,我们又在岱海南岸调查了红台坡、东滩和王墓山坡上、坡下等仰韶时代遗址。这样,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在该地区调查发现了自仰韶时代早期至龙山时代早期的史前遗址30余处。当我们对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进行分析研究时,发现不同时期遗址间不仅文化内涵差异很大,而且在年代上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空档。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开始注意各时期自然环境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问题。从1986年始我们与北京师范大学的 史培军博士合作进行环境考古研究。其核心工作是研究不同时期原始文化的区域环境总特征,分析其地域性与非地域性差异,从而为探讨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特征、文化区系类型差异和形成背景等,提供环境依据。

以上各项工作在取得了初步成果后,于1989年秋在老虎山工作站召开了“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讨会”,严文明、李伯谦、韩伟和 乌恩等先生对我们的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鼓励我们把本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工作继续深入下去。 1990~1991年对王墓山坡下、坡中和红台坡上等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通过对史前聚落遗址的综合考察,对了解各时期的聚落形态以及考古学文化与自然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即人地关系),探讨该地区农业文化起源和早期文明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等,均提供了翔实的科学资料。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均有一定的影响,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亲临实地考察。

1993年和1994年,以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会长、大手前女子大学秋山进午先生为首的,由东京、九州等大学考古研究机构组成的考察组两次来内蒙古访问考察。经过中日学者间的切磋交流,协商进行“岱海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中方)及“游牧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日方)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的综合考察工作。1995年,中日学者组成了“中日岱海地区考察队”(田广金任队长),在1995~1997年三年中,对王墓山坡上、石虎山、板城遗址和饮牛沟墓地等进行了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可以说,我们在内蒙古工作近40年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离不开关心我们的各位师长的悉心指导和同行们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各级领导不仅对我们的各项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并且给予充分肯定。田广金先后被评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1981)、全国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1985)、文化部优秀专家(1992)、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被聘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专职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