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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趣事

燕园趣事

陈美健 

 

1960年秋,我第一次离家远行,第一次离开生我养我的闽西小县城,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到了大城市。第一次离家就离开2000多公里;第一次离开闽西就辗转途径八个省市来到华北大平原;第一次坐火车就沿鹰厦线、浙赣线、京沪线颠簸了三天三夜,过浦口时还要靠轮船摆渡;第一次进城市,就进入了祖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首都北京,进入我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么多“第一次”,都是难忘的啊;但是最难忘的却是五年的大学生活,她鲜活,丰富,多姿多彩。

赤脚大仙登高堂  光脚,这在我们老家太平常了。男女老幼,人人有一副千锤百炼的,铁脚板;一年四季,在家出门,上学上班,做工种田,都可以光脚丫。到了北大,我们闽粤来的女生不再光脚了,但是男生们依然不改本色,登堂入室,走街串巷,仍光着双脚阔步雄视,旁若无人。我们看到这些“赤脚大仙”,都觉得很亲切,因为他们不是福建老乡,就是习性皆相近的广东近邻;甚至还觉得他们身处闹市仍保持简朴优良传统的精神,实在值得赞扬与学习。不料忽然有一天,学校领导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在校园内不得赤膊光脚,因为北大有各国留学生,还经常有外宾来参观访问,光脚和赤膊有损于最高学府的形象。自此,赤脚大仙没有了,在我的心目中又多了一项处事准则:注意国际形象。据悉,这种以校方名义宣布禁止赤脚决定的事例,在全国各高校中是绝无仅有的。

南腔北调笑话多  说话,人人都会。但实际并不那么简单,发音、方言、用语习惯的诸多不同,往往会成为交流障碍。记得报到后我刚到宿舍,见到比我早到的下铺同学(李玉娥)。我们互通了姓名、籍贯。出于礼貌,我问她:“你什么时候到的?”她答:“夜儿个。”我似乎听明白了,就“哦”了一声说:“夜里。”她重复一遍:“夜儿个。”我以为她没听明白,又补充说:“是夜里到的,很辛苦啊,有车接吗?”她这才知道我不懂什么叫“夜儿个”,忙解释道:“是昨天到的。”哦,原来河南人管“昨天”叫“夜儿个”!后来我在河北省工作,这里的人也都是这么说的。参加工作后单位的同事说我的普通话说的还可以,这样归功于白莉莉和张立她们,她们经常在说笑中帮我纠正发音和用语习惯的错误。有一次,她们笑着说,你们福建人(指的是裴仁贵)说“屋里很乐(热),外面有轰(风)”,说“这人很肥(胖)”,问老爷爷“你几岁啦?”真逗!确实如此,福建人没有卷舌音,没有齿唇音,用语习惯也有一些差异,因而闹出笑话。不过北方人的发音也并非完美无缺,例如爱把“塑料”说成“朔料”,把“流血”说成“流雪”,把“撞人”说成“创人”,令人不知所云。北京话很好听,但是也并非标准的普通话,北京“土话”就往往让外地人一头雾水。有些北京同学还喜欢带“反正”一类的口头禅。有一次,我和张立在司国宝不长的发言中就数出他一共说了48个“反正”。

感谢椅桌  按一般规律,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教室里的桌椅是越来越好(指美观、实用、舒适)。在我的想象中,北大的课堂桌椅一定是精美绝伦的。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北大教室里竟有不少桌面仅仅尺把宽的长条桌,而且没有抽屉。更想不到的是,还有不少的“椅桌”,这种椅桌,实际是一把靠背椅,右侧有扶手,只在扶手上拐出一块宽木版用作记笔记的垫板,这就是被命名为“桌”的那一部分。26斋北面一排平房教室里基本上都摆着这类椅桌,我们上哲学、外语等公共课都在这儿。在这样的条件下训练了五年,练就了我们不须凭靠桌子写字的本事。后来,我下乡调查,即使没有桌子,做记录也毫无困难,这应该感谢那些“椅桌”们。不过我时常想,椅桌扶手只往右拐,不知“左撇子”们有何感受。

怀念饭卡  纸饭卡是我们那个时代大学生们的特有物。女生一个月的粮食定量只有28斤,饭卡为横9格,竖31行。一个格子代表一两粮食,一行代表一天,每天的定量分为早二两、午三两、晚四两,买几两饭就划掉几个格子(格子中包括菜)。如果一天或一餐不买饭,空格里的定量便成为机动粮(内含的菜即自动取消)。我们上大学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粮食是命根子,饭卡就是命根子的载体,同学们都加以爱护,唯恐丢失。今天的大学生们买饭使用IC卡,那功能先进多了,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绝对没有我们当年对粮食的珍惜之情,也不如我们今天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关注。我之所以对饭卡至今不忘,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家在北京的女同学,常常接济我粮食。我的中学好友汤淑珍在北京钢铁学院读书,经常在周日来北大玩,所以一到周六,白莉莉、张立、郎秀华、翁廉、王宜峨她们都会问我:“明天淑珍来吗?我把饭卡留下吧。”有时留下好几份,解决了很大的问题。2003年底我与淑珍漫步在厦门鼓浪屿沙滩上,还回味着当时我们同学的这份情谊。

老照片  我的手头上有一张略为发黄的老照片:前排自左至右是王宜娥、李玉娥、陈美健,后排自左至右是李淑娥、李讷。大学期间照的照片不少,但都是随意拍下的,有星期天或“五四”青年节去游颐和园、北海的,也有在未名湖畔的。可正经到照相馆去,而且还是“三八”妇女节去照相,只有这一张。在一、二、三年级时,我记得经常编班,这一次是二班吧(?),女同学就我们五个。那时我爸爸、哥哥们知道我和毛主席的女儿同班,都急切地想知道李讷长得是什么样,这不仅因为毛主席是全国人民敬仰的领袖,还因为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到过我们龙岩(他老人家那“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的诗句,给我家乡的人民留下美好的记忆),而我寄回去的照片中都没有李讷,我只好想办法了。 196338 这一天,我向团支书李玉娥建议:三八节了,我们女同学去照张相留念吧。她好像是说,我们不过妇女节。意思是没有照相留念的必要。其实我也知道我的理由很不充分,因为我们大学生治国青年节,没有过什么妇女节的,但是我又不好说心里话。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说服她的,最后书记一声令下,我们五个人就留下了这张宝贵的照片。4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

同窗友情  1982年我与牛国祯同学一起调入河北大学,从事河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地方史研究室划归历史系,我们同时承担教学任务,分别讲授文物学、博物馆学。我由于离开博物馆工作已经近10年,对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状况、学术研究情况极少关注,教学缺乏相关资料,情急之中想到了当时工作在文博界的老同学,便向他们求援。这些同学有在故宫的郎秀华、辽宁的马莎、湖北的杨权喜、吉林的黄一义等,他们很快地都给我寄来了我急需的资料,帮我解除了燃眉之急。特别让我感动并至今不忘的是黄一义,他当时在吉林省博物馆编辑《博物馆研究》,这是当时具有较高水平的博物馆研究刊物,已创刊多年。黄一义知道我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后,不仅每一期给我寄来,而且还将他保存的自1983年创刊号起至1990年的,分成五六包寄给我,以后是一期不漏地寄来,一直寄到他退休的1995年底。他退休后,又嘱咐继任者继续给我寄,一直寄到1997年底。前后是持续不断地整整八年!这些刊物我至今仍保存着。其实毕业后我们同学各奔东西,见面的机会很少,当时黄一义给我寄杂志时,他可能知道这一辈子也许连面都见不着,但是只要老同学需要,还是不讲任何条件,不需要任何回报地帮忙。母校百年大庆时黄一义因身体不方便未能和大家团聚,2004年沈连根和沈美贵来保定看望老同学,还说,黄一义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但总打听有没有老同学到上海,如果有,一定要告诉他。同学之情,至深至厚!这些年,我们在保定的同学互相帮忙自不必说,在各地的同学,如石永士、吴统慧、白莉莉、柯良标、阚世洪、王宜娥、贾梅仙……由于工作的需要,也都是有求必应的。对此,老同学不言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