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教泽永存

 

侯旭东

 

2014年12月25日清晨，正好是西方的圣诞节，田先生平静地离开了我们，去了天国。田先生走得没有痛苦，可谓功德圆满；对晚辈而言，这一刻来得实在突然，无法承受。六天前，还和孟彦弘、韩树峰兄一同到府上谒见田先生，那天先生仍思路敏捷，健谈如故。两个多小时，纵论古今，横说中外，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我不曾在田先生门下受教，但博士论文答辩时，田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的主席，是我的座师。此后近二十年间，不时有各种机会晋谒田先生，聆听教诲，对自己的学术道路产生深刻的影响。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先是通过拜读《东晋门阀政治》，初步领略田先生为学的气象。虽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仍然清楚记得：那是在新街口的中国书店，买到初版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最初研读此书则是在沈阳，应该是在1992年的暑假，去看望未来的岳母，书的天头地角保留着当时的读后心得。书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迹，记录了后来不同时期反复阅读的印记。当时初涉中古史，将来研究什么尚无明确的规划，不过，无论如何，政治史基本在关注的范围之外。此时印象最深的是田先生研究的缜密，每个问题都考辨入微，以求确立事实之间的实际联系。后来在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时，重新考察佛教传播北方的背景，无论是质疑前人成说，如战乱对佛教传播的作用，还是分析传闻集的作用，均力求具体揭示不同现象间“事实上”的联系，而非限于“逻辑上”的联系，这便是当时领会田先生的研究后得到的直接启示。

　　第一次见到田先生，是在1995年夏天，北大二院历史学系的会议室。时值罗新、陈爽两兄博士论文答辩，前去旁听。那次只是瞻望了田先生的风采，没有机会当面交谈乃至请教。

　　1996年夏，自己博士论文答辩，何先生敦请田先生担任主席，得以亲承教喻。答辩会上，田先生及其他先生多有鼓励，坚定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自己能走到今天，和当时各位先生的诲示分不开。

　　正是因为这次答辩，和田先生结下了学术因缘，此后开始有机会拜谒田先生。工作后最初一次去看望田先生，是在李万生兄导引下去的，那时田先生还住在中关园。在田先生搬家到蓝旗营之前，还去过几次，并蒙田先生赐下一册1996年第三版的《东晋门阀政治》，题签上的日期是2000年3月10日。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坐在田先生家客厅窗下的黑色转角沙发上，侃侃而谈对政治史研究的粗浅想法。那时刚刚读过李零的《中国方术考》，自忖有必要从古人的观念世界角度来分析政治史。

　　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时，同事中有不少田先生的及门弟子，与他们朝夕相处，切磋琢磨，言谈中常常会提到田先生如何治学。耳濡目染，自觉离田先生更近了一步，理解他治学的方法、特色更深了一些。自己的研究能从中古佛教一隅有所拓展，得益于同事的提点颇多，可以说间接受到田先生的很多教泽，稍稍弥补了未能亲炙门下的缺憾。2013年1月，北大历史学系与中古中心召开的田先生九十华诞祝寿会上，我在发言中说，自己离圣人远，而距贤人近，透过众多弟子学习田先生如何治学，道出了自己多年来的真实感受。

　　2003年，《拓跋史探》出版，应邀撰写书评，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体会田先生如何治学。自己虽然研究北朝历史有年，但对于北魏早年历史，感觉资料寡少，迷雾重重，难以下手，从未涉足。捧读田先生新作，如拨云见日，勾勒出拓跋部早期发展的两条线索，廓清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历程。在短短的书评最后，曾写道：“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讲到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特点时说：‘陈寅恪先生的诸多贡献，得益于新史料者并不算多、更多的是凭借极为深厚的史学修养，凭借精微思辨，推陈出新，从习见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找到它们的内在联系，提出新问题，得出高境界的新解释，使古史中的许多模糊区域得以逐渐辨识清楚’。其实这也是对作者多年来所坚持的研究方法的最好总结，本书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种方法。”旬日前最后一次谒见田先生，谈及陈寅恪先生及先生自己的治学，先生概括为“虚实之间”，考证基础上对历史现象的通贯解释，自觉当时通过学习《拓跋史探》，对先生治学真谛的领悟又近了一层。

　　2004年底，一篇关于东魏北齐时期地方豪右与朝廷政治关系的小文发表，田先生读到后，请胡宝国先生找到我，通过电话谈了对此文的看法，多有谬奖。这是头一次撰写政治史的论文，电话中田先生的一番肯定是莫大的鼓励，使我有信心在更多的领域中探索钻研。说来有缘，此文最初提交给那年初举办的田先生八十诞辰祝寿会，当时担任评议的恰是田先生的两位高足：何德章兄与罗新兄。

　　2008年，调到清华历史系工作，研究之外，还要为同学开课。有一门课名为《历史学理论与实践》，我挑选出近三十篇论文，安排同学课下阅读，课上讨论，意在引导同学学习、掌握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法，揣摩领悟典范之作。关于政治史，选择了四篇名作：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田先生《释“王与马共天下”》、唐先生《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与川胜义雄的《东晋贵族制的确立过程――与军事基础的问题关联》，四文恰好都聚焦于两晋之际的政治演变，却角度各异，见解亦颇有不同。每次上此课，所有论文都要温习一遍，反复比较四位前辈观察相似问题时的不同风采，体会更加深刻。《释“王与马共天下”》读的次数最多，感受最深，甚至还有些自己的想法。当时甚至设想讨论到这四篇论文时，请田先生莅临教室，现身说法，亲自点评同学的讨论，一想到先生耄耋之年，最终没敢惊动他。

　　清华园与先生的住处仅一墙之隔，遗憾的是，到清华工作后，只是寒假中春节过后，和友人一道去给田先生拜年，平时甚少去看望。唯一一次单独去看先生，是在2010年2月9日，又谈到自己对政治史的一些新想法，比数年前自然要深入一些。这些想法至今未能落实为文字，永远失去了向田先生请教的机会。每念及此，悔恨不已。不曾想，最后一次看望先生，临别前，问及我们现在的研究，先生犹记得此事。

　　最近几年，因先生年事已高，很少将自己的论文拿给先生请教，担心令先生思虑过多，影响身体。不过，自己读书撰文，常常想起先生，想起先生的研究，想起先生“宁恨毋悔”的警语，鞭策自己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胡宝国先生常说，他在北大学习与工作时很怕见田先生，吾生也晚，轮到我们时，田先生全然没有了“望之俨然”的一面，只剩下了“即之也温”。话到高兴处，不经意间，孟彦弘兄会拍起田先生的膝盖。学问之外，常会谈到学界往事、掌故，田先生与前辈学人的交往，自己的人生经历，乃至国家与天下大事。看得出，话题虽是兴之所致，似无边际，先生始终钟情的是学术，晚年最痛苦的也是无法继续从事研究。学生与晚辈去看望他，是件难得的高兴事，可以重温学术，交流心得。几年前，甚至专门召集我们这些及门、不及门的晚辈，在蓝旗营附近的餐厅小聚了一回。

　　最近，有学者发表论文，对田先生的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最后一次看望田先生时，曾几次话到嘴边，想告知此事，最终还是忍住没说。当时心情颇为矛盾：既希望田先生知道此事，又担心影响他的身体。很早就听宝国先生说，田先生一再希望学生、后辈能够超越自己，要求学生学习老师时不要将老师的缺点一起学到。想到这些，后悔没将此消息告诉先生。看到有人和自己商榷，看到自己钟爱的领域没有裹足不前，田先生定会颔首微笑的。

　　虽无缘忝列田先生门墙，却能有机会面承馨��，稍窥其治学的门径，并指引自己的研究，现在转而研究早期帝国的政治史，田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不待言，实属有幸。成为生前最后看望他老人家，并聆听教诲的晚辈，更是幸运。去年11月APEC假期，专程到汉中市访古，为的是看看褒斜道。田先生去世后，读生平，得知先生九十年前出生在陕西南郑（今汉中市），这又是一种缘分！遗憾的是，未能当面向田先生报告汉中的现状。虽然一生辗转多地，他从那里来到世间，一定还牵挂着那里的山水，那里的人和事。

　　田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会在天堂继续注视着我们，注视着自己投入毕生心血的历史研究！

 

2015年元旦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原载《文汇学人》2015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