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浦江追思会上的发言

 

王小甫

 

 

 

2002年7月27日赴陕西考察途中摄于黄河龙门

 

 

惊悉浦江去世，不胜哀痛！当年浦江应聘正高职，系学术委员会命我为之写鉴定，后来我曾对浦江玩笑说：“鉴定可供学生为你写学述。”浦江可能无缘读到这份鉴定，他后来的学术成就也远远超过了我当年的评述。现在浦江西归道山，我把这份早年的鉴定发表出来，寄托对他的哀思！

 

刘浦 江申请教授鉴定

我认识刘浦江有二十多年了。我知道他是北大历史系83届（79级）毕业生，毕业后到中央党校工作，但不久就被调回了本系工作，做 邓广铭先生的助手。我后来听说调动他工作的原因就是， 邓广铭先生认为他是当时青年学者中对宋辽金史史料最熟悉的。这样的评价由 邓先生说出来（这已为浦江本人在本系教授会作申请职称陈述时所证实），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我记得刘浦江最早的学术领域是文献学，尤其是宋辽金史史料辩正、整理。除了协助 邓广铭先生整理《宋朝诸臣奏议》、《三朝北盟会编》等史料，还分别写了多篇有关《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证伪的文章，解决了学术史上的重大问题。其实，刘浦江后来的好些文章也都是针对相关领域的学术难题而写的，发表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我的印象刘浦江还写过对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纠错的文章。总之，文献学和史料功底如此深厚，在其同辈中恐怕真是非常少有的。最近他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连续发表有关历代“五德终始”说的研究文章（如提交评议的两篇都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显然十分得益于他在文献史料方面的功力。

刘浦江的另一个学术领域是辽金史。我的印象他最先开始是做金史研究，这个领域虽然资料寡少，但毕竟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领域，之前已有不少积累。然而，刘浦江凭藉他深厚的文献史料功底、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勤奋刻苦的努力，先后发表了一批重头文章，很快就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送交评议的这本《辽金史论》出版于1999年，其实主要汇集的是刘浦江在金史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进一步转向辽史，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送交评议的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两篇文章都与此有关）。举个例子，据说他有一篇论文投给《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请辽史前辈学者李锡厚审稿，尽管其中观点与 李先生相左， 李先生仍然认为文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同意发表。刘浦江学术服人就到了这样的水平。现在，国内辽金史学界的前沿，恐怕就得看刘浦江的研究成果了（关于这点，他本人在教授会议上有所陈述）。

刘浦江第三个学术领域是做民族史，这个领域当然和他的辽金史研究有关，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发展方向。做民族史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掌握和利用研究对象本民族文字的史料非常重要。刘浦江大概三、四年以前就开始学习契丹文字，还专门请了契丹文著名专家刘凤翥来给学生们上课。他现在又在参加古代蒙古文和《蒙古秘史》的研读学习。刘浦江在这方面的努力已经见到了成效，最近公示的北京大学第十届人文优秀成果奖名单有他的《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发表于《文史》2005年第3辑），据我所知就是他主要利用契丹文墓志进行研究的创获。我可以说，刘浦江现在已经站到了国际学界的前沿，他能把契丹语文、民族史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学者在国际契丹辽史学界恐怕也是少有的。

鉴定内容还有教学能力和指导研究生能力，这么说吧，据我所知，刘浦江是本系少有的挂名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副教授之一，他指导的博士生康鹏好像都快毕业了；他也是社会上知名的北大历史系三名教授级副教授之一（还有两名是罗新、张帆）。刘浦江曾积极投入本系民族史教研室创建工作，现在承担着重大的学术创新任务，故强力建议本系将其聘为正教授，安排在学科带头人的岗位，以为本系、本校贡献更大的力量。

 

这份文档原形成于 2006/5/9 /。浦江2006-2010年间担任历史系副主任。大概因为忙，我们私底下的交往很少。讣告发布那天，学校宣传部门的记者电话采访我，我说我已经发了微博（即上面的内容），他说想问问学术之外的一些印象和看法，我仓促之间竟无言以对，建议他去采访小南或浦江自己的学生，他才说小南已经去了重庆。现在又回想起来几点活动交集，其实还是和学术有关：

一是2004年他主动提出参加了我主持的中古史中心项目“3-14世纪中国历史的多元文化环境研究”，发表了署名的相关研究成果。但是那年暑期项目组织的赴蒙古国野外考察他却没有参加，原因是此前不久他去内蒙古赤峰地区开会，发生了肠胃过敏，担心蒙古国的餐饮条件更难适应。我当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来，可能也和他的身体状况和病情有关。我们几位同事在考察中还开玩笑说，我们以后申请科研项目一定要拉刘浦江一起参加，我们分工负责野外考察，他负责提供研究成果和应对各种填表检查。我的印象是，刘浦江有很强的事务处理和应对能力，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浦江有治繁理剧的“吏干”之才。

一是2013年11月中赴西安参加《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举办的“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与边防”学术研讨会，我们都在会上作了发言，我讲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边疆族群对策”，记得他讲的是宋辽对峙之际河北中部的一种地道工事。其实，在整个参会过程中，浦江几乎都在不停地和人进行谈论：在赴会的高铁上，他本来和我并排座位，因为不断地和邻座首师大李华瑞老师交谈，我看他不方便，就主动提出和李老师换了座位。从北京到西安5个小时，一路不停，而且几乎主要是浦江在讲话。在西安时，会议安排了到秦岭山里参观考察，我看浦江又是和荣新江一路走一路谈，来回不停。返京时李华瑞老师要去别处开会，只剩我和浦江两人坐高铁，5个小时，各种话题，基本都是他说。现在回想起来，浦江确实太过劳累！

浦江有书都送过我，有的论文也送我抽印本。浦江有一篇《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收在《漆侠先生纪念文集》里，该论文集于2002年10月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浦江复印了一份题赠给我。我仔细拜读了这篇文章，觉得浦江的学术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似乎是民族志（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倾向更明显了。当时我正在撰写后来以《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为题发表的那篇文章，刘浦江对契丹和辽史的研究信息和史料掌握都要比我全面得多，所以我在文章中特意注明：“这里我要感谢刘先生惠赠大作，该文资料丰富，令我受益匪浅。”还有一篇是他2013年发表在《文史》上的《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抽印本至今还放在我的案头，因为该文和我承担中古史中心项目的结项工作有密切关系，经常都要拿起来翻看阅读思考。最后收到的就是去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那部巨著《契丹小字词汇索引》，拿起来沉甸甸的，简单翻看，虽然一个字不懂，却是由衷钦佩。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对浦江说过我对契丹语文研究长期停留在“以已知推未知”状况的不满，认为至少应该像女真文那样编出字典甚至语法书出来。现在，浦江和他的高足康鹏编出了《词汇索引》，为进一步的词典编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改变了学术现状，是重大的学术突破，它将给契丹语文、历史、文化研究带来极大便利，会对相关学术发展给以有力推动。可是，沉甸甸的，是浦江心血的巨大付出啊！

53岁，浦江确是英年早逝，但作为学者，他也充分实现了其生命的价值。所以，我相信他走得从容，走得心安！浦江兄，你安息吧。

2015年1月9日 星期五夜草于五道口嘉园寓所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