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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洒泪送浦江(荣新江)

 

 垫江洒泪送浦江

荣新江

   

魏根深教授藏书捐赠北大中古史中心仪式上,(左起)陆扬、刘浦江、荣新江、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邓小南、罗新、陈苏镇、史睿、朱玉麒摄于北大中古史中心图书馆前

 

   

魏根深教授藏书捐赠仪式

 

去年4月初,有一天我接到我们中古史中心副主任刘浦江发的一个短信,说是要请个长假回重庆垫江老家,我略感突然,马上拿起电话问他怎么啦,他说要做个手术,可能要把胃切除一部分,然后休息一段时间,因为有亲戚在那边医院,所以做手术方便一些。我印象里他是常年肠胃不好的人,滴酒不沾,吃饭也非常注意,而许多人做过胃切除,似乎也不是太大的事,所以就放下心来。

可是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接到牛大勇的电话,说浦江手术前检查出癌症,重庆那边治不了,马上就回北京医治。17日下午,浦江已从重庆转回北京,住进北大肿瘤医院,说是癌症晚期。我与大勇、阎步克、林宗成一起去看他,精神还好,下周一检查结果才出,但他已做了最坏打算,和我们说了一些对人生长短的理解,我相信他能挺过去,但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他比我还小一岁,怎么可能这样。

随后几个月的治疗,颇让人欣慰,但时而也有反复。7月初情况有些不好,12日我和邓小南、朱玉麒、方诚峰一起去看他,医院的环境很差,但他的精神尚佳,告诉我们又做了一个疗程,换了些药,周一即出院。随后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好,91日我给浦江一信:“最近还好吧?听说第三疗程后效果不错,希望一步比一步好。假期带学生去黑城、敦煌,刚刚回来。拙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一册请苗润博带上,请指教。”他还是一贯的风格,当即回信:“近几个疗程效果比较明显,如果顺利的话,十月即可结束治疗。我听苗润博谈过你们的西北考察,谢谢你的新著。”到了927日,我当时在日本,接到朱玉麒的来信说:“今天刘浦江老师来和学生上课了,令人感动。”后来我统计中心下学期的课程,他还报了要开“《辽史》研读”,我更加感到振奋,觉得浦江这下子是挺过去了,一旦他回到教学、科研岗位,他就又会变得生龙活虎一般。

万万没有想到,1229日邓小南来电话,说浦江病情全面复发,他要回垫江老家。30日下午,我和小南、大勇、罗新一起赶到肿瘤医院。看到隔离病房中浦江消瘦的样子,心里非常难过。隔着玻璃窗听他说,他已下定决心要回老家,他姐夫已经带了一辆救护车来接他,他觉得时间不长了。我们希望他不要放弃,说不定换了环境,又是一番情形。他让我们来,是要拜托大家一件事,就是托付他的学生,希望我们着力培养,接过他辽金史学科的班。这时的浦江,已经完全不是平日说话那样快刀斩乱麻,而是上气不接下气,但他最后要说的话,仍然和平日那样,是学术,是学生。

第二天,浦江离开北京,回到垫江老家,我们的心也跟着到了垫江,每天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201515日,先期赶到垫江的学生传来那边不太好的消息。中午,消息更不好,我到历史系和系领导商议,准备预案,随时启程去垫江。下午,原本说我和小南、张帆明天一早过去,傍晚又有消息说浦江又平息下来,他夫人说先不要过去。6日,我们每个人都忐忑不安,希望浦江能够再次逃过一劫,起死回生,可是夜里从垫江传来消息:浦江于2357分去世。虽然这消息已在意料之中,但一旦成为事实,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7日上午到系里商议浦江追悼事宜,拟写讣告,发到网上。下午1点半,与小南及历史系领导高毅、王新生、张帆一起出发,乘4点班机飞重庆,晚点,7点才到,转乘汽车,深夜抵垫江。浦江的好友王子今、李华瑞、李鸿宾三位也在下午赶到,浦江的新老弟子都在。

8日早上8点,在垫江的殡仪馆举行浦江遗体告别仪式,高毅代表历史系致辞讲浦江生平事迹,我代表中心致辞讲浦江学术成就,小南代表生前好友致辞,垫江教育局长是浦江的中学同学,他代表垫江教育系统致辞,垫江县长和浦江的家属、友人约一百人来为他送行。我自认为是个坚强的汉子,但浦江的去世实在让人心痛,在这个告别仪式上,我的泪水如泉涌一般,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事、好朋友,也为我们的学生失去这样一位好老师,而感到十分哀痛。

在告别仪式上,我除了对浦江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外,特别希望对他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说,浦江是垫江人民的骄傲,也是北大的骄傲,是北大中古史中心的骄傲,浦江虽然走了,但他留给我们十分丰厚的学术遗产。

刘浦江1979年从垫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毕业后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任教。1988年破格被北大中古史中心主任邓广铭教授调入北大中古史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并协助邓先生整理古籍。

浦江的主要专长和研究方向是辽金史、宋史、中国民族史,在相关多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先后出版《辽金史论》、《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他在辽金史的许多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有着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文献功底,近年来,他突破断代史的藩篱,从长时段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古代的华夷观、正统论等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格局宏大,眼光独到,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一些论文,已经翻译成日文、英文,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与好评。

浦江勤奋好学,刻苦用功,治学从不懈怠,即使已经是名教授,我们在北大图书馆、中古史中心图书馆,仍然经常看到他读书的身影。他为了深入钻研辽金史,还刻苦学习契丹文、女真文。他不仅可以通读考释契丹文字材料,而且编纂出版了《契丹小字词汇索引》这部巨著,相当于一部契丹文词典,对学界使用契丹文,贡献极大。他还把语言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紧密结合起来,完成了一系列跨学科的研究,如对辽金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的转变,对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等问题的研究,都有卓越的识见,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每个周六,他都和学生们一起,在中古史中心的教室中,一起校读《辽史》,度过愉快而紧张的一天,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二十四史《辽史》的修订工作,获得同行专家的好评。

         浦江和我、罗新三人搭班子负责中古史中心的工作,他分管教学和图书馆,特别是在中心图书馆的建设方面,他以自己对文献的专业知识和对学界行情的深入了解,为中心图书馆置备了许多好书。中心原有台湾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邓广铭先生创办中心时购买的,为中心的科研工作和古籍整理提供了资料基础。几年前,当浦江听说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后,他认为两者有很多不同之处,所以想方设法最终给中心购置一部,使得我们中心图书馆成为少有的一处拥有两部《四库全书》的单位,为研究者对照两部所收图籍的优劣,提供了巨大的方便。

         我从电脑中找到浦江20133月31日给我的一封信,说到:“国图08年出版的《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全66册)是一套非常有用的工具书,但北大各图书馆均无此书。建议中心买一部,此书定价35000元,史睿恐怕不能做主,需你定夺。”中心这套书现在仍然是北大的独一份,但开放的图书馆使每一位使用这部工具书的人获益。这些我们要感谢浦江对中心图书建设的关怀。我的电脑里还保存一些浦江为中心图书馆勾选的书目,其方面之广,其选择之精,都让人钦佩。有的书他还特意提示购买的理由,比如2013924日的勾选书目中,他勾选了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古代地图集》(共3册),并写到:“其中第1册可能只有孔网上有,后两册容易买到。此书中心过去买过一套,但可能长期外借,学生无法使用,因是常用书,最好再买一套。此书使用频繁,将来可放工具书室。”这表现出他对学生用书的关心,这也和他平日非常关注研究生的培养有关。他勾选的另一种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并简要说明理由:“中心只有前6册汉文部分,第7册以后西夏文部分也应该购置。”这部书每册定价在1700多元到2200元之间,对于中心日常拥有的购书经费来说价格不低,但浦江从学术出发,再高的价钱也不在乎,也要设法购置。我们中心也没有人研究西夏文,但他知道这是文献的基本建设,而西夏文就像是契丹文、女真文一样,将来一定有像他一样要深入钻研西夏史的年轻人会来学西夏文,会来用这些西夏文的图书,其学术眼光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我们随即从命,陆续购置了第7册以下,直到201312月出版的第22册,今后我们也将此类基本典籍购置下去,以满足浦江的心愿。

         浦江对中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他对中心创办人邓广铭先生学术理念的整理。他作为邓先生的助手,对于邓先生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理解非常深入,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阐述其中的要旨。比如他在《不仅是为了纪念》一文中说到:“邓先生的学术品格一如他的个性。他治学以考据见长,以史识出众。”又说:“邓先生的耿介在学术界是出了名的。比如说他历来主张老老实实做学问,反对各种好大喜功的文化工程、出版工程。”(《读书》1999年第3)他在《 邓广铭先生与辽金史研究》一文中说到:“说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我觉得,若是要论 邓先生对辽金史的最大贡献,应当首推他为建立和传承北京大学的辽金史学统、为培养辽金史的新一代学人所做出的努力。”( 《想念邓广铭》,新世界出版社,2012)其实,邓先生对于宋史、唐史、中古史,乃至历史学的方方面面,都有同样的理念。

邓先生创立中古史研究中心,是秉承傅斯年办史语所的理念,给学者们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和藏书丰富的空间,让他们老老实实做学问,不必去参加非学术的文化工程。对于年轻学子的要求,既要有实证性的硬功夫,也要有史家的识见。这些无疑成为1982年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创建以来的“家训”,而且经过浦江的整理弘扬,成为中心所奉行的圭臬。我想这份邓先生主张、浦江所弘扬的精神,一定会弘扬下去。

201521日完稿)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