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独立超然的学术境界

 

陈勇

 

2014年12月25日，是一个令我刻骨铭心的日子。这天清晨，田余庆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田余庆先生是我的岳父，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父母与岳父母是西南联大和北大的同学，自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大学、进入历史系时起，我岳父身上，似乎就承担了两个有着几十年亲密关系的家庭和四个老同学对下一代教育的重任。

　　大概是出于上述背景，他对我读书、写文章一直要求很严。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做博士论文，正好赶上北京发生政治动荡，我的心思已完全不在学习上，文章写得相当马虎。他那种焦虑而失望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印象中他总是在批评我，很少表扬，仅有的一次，是我从学校毕业三四年后，写了一篇关于光武帝“退功臣进文吏”的文章，他看后说了一句“够得上博士水平”。现在博士已经是多如牛毛了，“博士水平”也算不上什么高标准。但对我来说，他那句话却是莫大的褒奖，让我兴奋了好几天。

　　从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又过了二十年，其间，我总想写一篇能让他满意的超出“博士水平”的文章，却始终没有如愿，他的突然辞世，使我永远失去了那样的机会。学生们送的挽联，说是“纵有一得竟谁呈”，好像也是为我写的。想到这一切，我觉得心如刀绞。

　　我对岳父的学术，本来不宜发言，因为家人的立场特殊，难免有溢美之嫌。但我毕竟又是他的学生，师兄弟约好一起写文章怀念老师，我觉得不容推辞。

　　我觉胡宝国得对我岳父学术的特点归纳得很好。胡文是从大的方面立论，我还有两点具体的观察。

　　一是注重政治进程的动态发展，注重延续之中的变化。譬如关于门阀政治的研究，中外学者大多主张门阀政治贯穿六朝甚至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他则选择了一种新的视角，以中国古代长期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为背景，在大量考证的基础上，揭示门阀政治的本质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并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孙吴、南朝以及北朝都不在此列。从发展中揭示变化，门阀政治这类历史现象，就不再是静止的形态，这或许是《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给人的另一种启发。

　　二是注重历史发展中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他眼中，历史的发展是许多人、事交织在一起，是多重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他的目的，就是想找出这多种人、事，多种线索之间内在的联系。他的发现，也常常是别开生面。举一个人所熟知的例子：道武帝时期的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之制看似无关，他的分析却告诉我们，二者其实是内蕴相通的，后者是前者的后续措施。他甚至提出：冯太后得以长期专权，恰恰是由于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子贵母死制度压制了对手。

　　我感到他时时有一种警惕，担心在自己的研究中会把复杂的历史给简化了。

　　学生们的纪念文章，往往提到他处世低调。我想他在学术上的低调，可能是出于一种自觉。他曾经说，他在学术上是“先天不足”的（原话记不清了，“先天不足”是我的表述）。这主要是指他回到北大教书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后的近三十年里，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政治性活动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个人读书、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十分有限，久而久之，学术积累严重不足。我猜他自认为“先天不足”是有所参照的：和他老师辈相比是如此，和他海外的同辈相比也是如此。

　　他在学术上的兴趣本来很广泛，当年也写过像《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那样侧重于经济史、侧重于理论探讨的文章，但最终他只是选择秦汉魏晋北北朝这个相对狭小的段落落笔，研究的路数也主要侧重于政治史方面。

　　回顾我岳父的学术生涯，并没有留下什么纵跨整个王朝时代、横跨各个人文社会学科的成果，但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中，他的学术文字颇为集中，提供了大量成体系的新见，并有可能推动学界后续的追索。他将广泛的兴趣和多领域的探讨，限制在自己能够比较自如驾驭的空间，除去对某类问题兴趣更大的原因之外，我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于上文提到的对于自身积累不足的自觉，是在学术研究中有意的量力而为。

　　大约一个月前，我陪他在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他走累了，坐到路边的椅子上。他跟我聊了很多事情，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长谈。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到五十年代作为“党内专家”受到的严厉批判。他说，其实当时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不知道批的是什么，但那次运动的冲击使他深为震动，他转而追求一种独立、超然的学术境界，那是一个重要的契机。

　　宝国说我岳父思想的深度来自于天赋，冥冥之中的事情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依我所见，他提出的各种观点，大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经过了长期而艰苦的思索。他的习惯，对于任何出自自己笔下的文字，都一再斟酌、反复推敲，看上去是在琢磨更准确的表述，其实是在完善自己的思想。

　　他的睡眠一直不好，安眠药吃了很多年。我猜那也是由于他一直在不断地想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已经想了一整天的学术问题，夜复一夜，苦思冥想，他的自然睡眠就被蚕食掉了。

　　他去世后，我在医院看到他时，他显得十分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我甚至觉得，一旦安眠药力消退，他随时都会醒来。

　　他走得如此突然，桌上他最后一天读过的书，就那样摊开放着。我站在他的桌前，多么希望再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一句批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