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操存大道 事业在名山

 

王素

 

 

 

田余庆先生在圆明园，摄于八十年代

 

得知田余庆先生去世，感觉非常突然。因为这几年与先生联系虽然不多，但对先生的行迹一直非常关注。知道先生四个月前，也就是8月23日晚，还曾赴中国人民大学“第八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会议”会场，看望与会青年学子，并回答他们的提问，当时精神状态甚佳，思维敏捷一如往昔。不想世事真的如此难料，天不�\遗，哲人其萎，令人不胜哀悼与痛惜！

　　我最早知道先生，是1979年拜读先生的名作《释“王与马，共天下”》。当时我是武大历史系的研二学生，师从唐长孺先生，学习汉唐历史。在唐师的同意下，正在编撰同时代的《晋三桓（彝、温、玄）年谱》，对该文颇为关注是理所当然的。该文认为：东晋初年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并非夸张之语，而是确有实际内容的政治局面；在王氏之后，依次出现庾氏、桓氏、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高屋建瓴，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同时感到，先生对东晋门阀政治已经有了成熟的构想，我关注的“三桓”问题，先生一定已经有了深入研究，就将编撰《年谱》的工作放了下来。

　　此后不久，借阅了一本署先生名的《秦汉史》，对先生的治学路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本书，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历史教研室根据先生1962年9月、10月三次在该校讲授秦汉史的讲稿和讲课记录稿整理编印的。虽然只有三讲，十万字左右，但从第二讲题为“豪强大族势力的扩张和统一国家的趋向瓦解”，已可看到先生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的渊源。近现代研究中国中古史，欲治隋唐，先治魏晋南北朝；欲治魏晋南北朝，先治秦汉，成为一种很有想法的治学路径。陈寅恪先生和唐师属于前者，而先生属于后者。先生于秦汉史极有研究，其《说张楚》《论轮台诏》等文，钩沉索隐，见微知著，展现了田氏史学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为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我最早与先生相识，是在1984年11月成都魏晋南北朝史会议期间。先生知道我出自武大唐门，格外客气，闲谈之中，几次问及唐师的身体情况。会议刚结束，先生即随周一良先生专程去武大看望唐师。在武大举行的欢迎会上，先生做了发言，开场即说：我这次南行，主要是为了朝山，刚刚朝了峨眉，拜见了缪钺先生，现在来朝珞珈，拜见唐先生。显示了先生对前辈学者的尊重。

　　此次成都会议，记得最清楚的，是最后一个环节，举办方特别请先生给与会青年学子讲几句话。先生当时虽然已满六十岁，但看起来仍若四十许人，站在台前，身子微微前倾，两眼炯炯有神。他说：我五十多岁时，已经感到精力衰退，很难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了。常常后悔，为什么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多学一些知识。他勉励青年学子，要趁着年轻，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尽量拓宽。我一直感觉先生的这种体悟很经典。“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只有基础扎实宽广，学问之路才可能走得长久。我后来勉励学生，常常引述先生的这段讲话。

　　我生性不好交际，只想当观众，不想当演员，与学术界总是若即若离，与先生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1986年9月烟台魏晋南北朝史会议没有参加。再次见到先生，是在1989年11月桂林魏晋南北朝史会议期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次会议，大家都是忧心忡忡，先生也是一脸凝重。我们见了面，只是礼节性地寒暄，没有更多的交流。此后，1992年9月西安、1995年9月襄樊，两次魏晋南北朝史会议又都没有参加，算起来，与先生称得上暌阔了。

　　1996年10至11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出土，在中国学术史上应该是一件大事。这批简牍多达十余万枚，其中有字简牍就有将近八万枚，超过以往出土简牍的总和，轰动了整个学界。1997年8月，国家文物局为了保护和整理这批简牍，特别成立了领导小组、总体方案制订组、整理组、保护组四套班子，张文彬局长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敦请先生出山，以领导小组成员、总体方案制订组顾问身份，担任整理组组长。由于中国文物研究所很早介入整理工作，决定整理组由长沙、北大、文研所三方专家构成。当时，我具体负责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十册、图文本四册）刚刚整理出版完毕，主编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全三十卷、六十册）尚处艰难创业阶段，感到身心有些疲惫，对参加吴简整理并不是特别积极。但单位领导通知我，说国家文物局点名让我参加整理组，并说这也是先生的意思，我还是欣然同意了。

　　1997年9月17日下午，在北大二院小108室，召开吴简整理组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由国家文物局侯菊坤主持，段勇记录。北大方面，先生、吴荣曾先生、罗新参加。文研所方面，我、李均明、胡平生参加。李均明时任古文献研究室主任，我时任古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为了加快整理进度，会议决定整理组由先生总负责，吴先生协助，下分两个小组：李均明、胡平生为一个小组，李均明负责；我、罗新为一个小组，我负责。工作交替进行。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与先生见面和电话联系多了起来。那时，常常要请先生、吴荣曾先生到文研所开会。不管是北大派车，还是文研所派车，一般都是我去迎送。不少重大问题都是先生拍板决定的。这里试举二例：

　　一是《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定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之后，最早整理大木简，仅见孙吴嘉禾纪年，因而很长一段时间都称为“长沙走马楼吴简”。1998年5月至1999年5月，我与罗新三次赴长沙整理竹简，不但发现了“嘉禾”以前的“黄龙”、“黄武”年号，还发现了“建安廿五年”、“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纪年，甚至更早的“中平二年”（185）纪年。先生为了稳妥，特别提出应在书名“吴简”前增加“三国”二字。因为传统是将三国时代向前延伸到东汉灵、献之际的。《三国演义》也是以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事、中平六年（189）董卓入京揭开三国时代序幕的。大家对此均无异议。

　　二是《嘉禾吏民田家�a》和《竹简》的定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按材质分大木简、竹简、竹木牍三类，其中，大木简有两千多枚，竹简有七万多枚，竹木牍有四百枚左右。大木简最早整理，都是嘉禾五年和六年的吏民田家�a，内容比较单一，作为单独一卷，李均明、胡平生提议就叫《嘉禾吏民田家�a》。先生拍板同意。竹简内容比较复杂，虽然已经整理的一卷主要是赋税简和户口简，但尚未整理的还有八卷，内容无法预测，如何定名成为十分头痛的问题。开会讨论时，先生向我征求意见，我提议就叫《竹简》。先生马上拍板同意。会议结束一起吃饭时，先生还笑着对我说：“王素先生真是解决问题的好手呀！”

　　先生对吴简整理做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更换保护方案，使整理者能够看到比较清楚的简牍。吴简保护方案原由文研所制订，采用传统草酸脱色，字与简反差较小，释读十分费力。荆州博物馆有一个新的保护方案，采用另一种药剂脱色，字与简反差较大，效果远远优于草酸。但提出更换保护方案，需要国家文物局同意，并非易事。大家想到了先生。先生既是领导小组成员、总体方案制订组顾问，又是整理组组长，自己也觉得责无旁贷。先生决定亲赴长沙进行调研。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少华所长指定由我陪同。

　　2001年5月22日上午，我与先生在首都机场会合，一同登机，下午一点到达长沙黄花机场，两点半到达住宿地望麓园。稍事休息，四点左右，在宋所长的陪同下，我们来到清水塘吴简库房。罗新是与两位摄影师乘21日傍晚火车、22日清早到达长沙的。他们正忙着为我们整理的《竹简》[壹]拍照。先生很认真地查看经过草酸脱色准备拍照的简牍。23日上午，宋所长又陪我们去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参观荆州博物馆采用另一种药剂脱色的沅陵虎溪山汉简。先生看得更为仔细。参观完毕，先生提出还要再回清水塘看看草酸脱色的简牍。就这样经过反复比较，先生对我和宋所长说：“看来，文研所的方案，确实不如荆州博物馆的方案。”表示回京后将会如实向国家文物局报告。下午，应宋所长的请求，先生与我帮他们审订新建简牍博物馆的展陈大纲。晚饭时，先生提出想不要陪同，独自回湘阴故里看一看。24日一早先生回湘阴，下午两点左右返回（据我所知，这是先生离乡之后第一次回湘阴）。接着，宋所长带着负责草拟展陈大纲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的住处，听取先生和我对展陈大纲的意见。25日上午，我陪先生乘飞机返回北京（罗新一直工作到6月3日才经武汉返京）。29日，张文彬局长的秘书给宋所长打电话，说先生已将调研情况向国家文物局做了详细报告，国家文物局同意更换保护方案。先生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一丝不苟，由此可见一斑。

　　此次陪先生长沙之行，前后四天，相处时间较多。北大传统是做政治史、制度史，我也是做政治史、制度史出身，共同的话题自然不少。不仅谈古，而且论今。有两件事，涉及唐师和当时的政治，使我对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第一件事：先生说，“拔白旗”那年，他分管《光明日报》史学版，收到一篇武大来稿，批判唐师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思想，上纲上线，甚为激烈，他想了一个理由将稿退了。先生追述此事，十分轻描淡写。但我知道，此事对先生、对唐师，都关系重大。对先生，存在很大风险，处理不当，自己也会受牵连。因为大陆报刊均有来稿登记和文稿三审等制度，此稿到达先生那儿，自是终审，说明已经登记，一审、再审亦均通过。如何既能稳妥退稿，又能使同僚无话可说，需要勇气和智慧。对唐师，则逃过一劫，否则，后果实在堪忧。因为唐师生性胆小怕事，抗打击能力很差，两年前，曾因领导一句莫须有的话，买好白绫，准备与师母双双自经。到了“反右”，自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但躲得过五七，躲不过五八。唐师1959年5月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的“跋语”，对“拔白旗”时自己受批判的情况曾有痛苦的描述，佛头著粪，令我至今不忍卒读。此稿如果刊发，形成一定范围内的大批判，唐师是无法承受的。

　　通过这件事，我将先生归入尊师重道的民国学人行列。先生1950年北大史学系毕业，原本就是大陆最后一代受过完整、系统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伦理教育的学人。此次陪先生长沙之行，发现先生“子曰”、“诗云”，也能信口援引。当初觉得奇怪，听说这件事就不奇怪了。这一代学人，国学根底也很深厚，行为上保有民国学人温良恭俭让的操守，思想上与古圣先贤亦能遥相呼应和异代接武。道德有底线，风义有楷模。我为这件事一直非常感谢先生。

　　第二件事：先生说，“文革”后期，他被“钦点”进入“梁效”写作班子，一直非常消极，也一直非常苦闷。他与宁可先生是湖南同乡兼好友。宁先生虽非“梁效”成员，但也是“上峰”看中的后备人才。两人都在设法逃避时，听说唐师在京成立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正在“招兵买马”，便联袂到沙滩红楼拜谒唐师，请求唐师收留，向唐师学习整理文书。但唐师考虑良久，还是没有同意。先生追述此事，并没有抱怨唐师的意思，只是笑着说：如果唐先生收留了我们，给我们学习机会，我们也早就是吐鲁番学研究专家了。因为先生知道，以唐师之小心谨慎，是绝对不敢挖“梁效”墙脚、与“上峰”争夺人才的。

　　通过这件事，我对先生又有了新的认识。先生与唐师在学养上虽然同属民国学人，但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方面仍属两个群体。唐师1932年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即参加工作，先在中学代课，后在大学教书。当时的中学和大学，都是人间净土，过惯了风平浪静的生活，加上身上带有传统士大夫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基因，在1949年后几十年腥风血雨的政治运动中，唐师这个群体很不适应，几乎全军皆墨，很少有人能够全身而退。而先生1950年参加工作，即赶上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一方面很快适应，一方面也学会了变通。加上先生原属极富睿智之人，又精通政治史，见惯了各式各样的权谋，在工于谋国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谋身。因此，“拨乱反正”后清查“梁效”，先生因身不由己，常在边缘，得以平安无事。我真心为先生感到庆幸。

　　此外，在与先生相处这几天，我对先生的其他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譬如先生既有口才，又有风度，当一个“学术活动家”，比很多人更有资质。但先生却异常低调。不仅如此，还异常谦虚。先生长我将近三十岁，属于我的父辈（比我父亲仅小一岁半），我每次讲话，先生总是十分认真倾听。我尊先生为师长，先生将我当朋友。实际上，我与先生也是亦师亦友，谊在师友间。

　　此次陪先生长沙之行，使我和先生谈古论今，彼此都不再有忌讳。返京后的五年间，几乎每年都有机会见面聊天；逢年过节，我也常给先生打电话请安，陪先生谈论学界新闻。先生对我很坦率地谈了他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看法。他对学术界别有用心炒作“康乾盛世”很不满意，认为这是高压下的盛世，与西汉文景盛世，唐代贞观、开天盛世，不在一个层面，无法比拟。我与先生电话联系渐少，大约是在2006年后。此前，因吴简整理已经走上正轨，整理组不再开会讨论问题，先生不愿当挂名组长，提出辞去整理组组长之职；而我们经过商量，觉得先生是整理组的稳定力量，先生这面大旗仍须高举，没有同意先生的要求。此后，给先生打电话，先生偶尔问起此事，我觉得不好回答，就较少电话联系了，但见面机会仍然不少。2007年8月25日在北大中古史中心召开“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2011年6月3日在北京友谊宾馆嘉宾楼召开“《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都与先生见过面，只不过没有机会交谈。原想近期找个机会，去先生府上拜谒，没想到竟成永诀！因而先生去世当晚，心中悲痛，一夜无眠，凌晨两点拟一挽联，发给治丧小组，以托哀思，文曰：

　　    秦与汉，王与马，拓跋贺兰，八百年古史聆新义；

　　    聚而离，痛而思，湖湘师友，二三子今朝哭尽哀。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先生风操存大道，是谓立德；桃李满门墙，是谓立功；事业在名山，是谓立言。先生可以不朽矣！愿先生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