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浦江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同学、同事、友人离世而去，不一定太过哀伤。因为已经到了相继走向归宿的时候。浦江兄到底还是先一步走了，心却很痛，很痛。

学术生涯是清寂的。长年累月，走在这条路上，既需要有探索的情趣，也需要学者之间的相互印可。到北京工作以后，从浦江那里，我得到了最多这样的激励。

我刚做《中国史研究》的主编不久，召集过一次在京学者座谈会，请大家帮助出主意，办好刊物。浦江在与会者中年资最轻，发言却最为犀利，率先当面厉声斥责主编失职，所刊发稿件，竟有人使用了晚出的伪书，而把握不住史料，就不可能办好刊物。当时就有朋友小声对我说，浦江太狂傲失礼。我却很高兴，因为浦江指出的失误，正是我想竭力避免的，而且我也常常这样讲话。浦江直言不讳的批评，警示我工作要更加仔细，要更努力学习相关知识，而我从中感受到难得的真挚。

浦江对人、对学术的真诚，常常体现在认真对待他人学术见解这一点上。固执，是浦江性格中另一项突出的特征。对待与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学者采取的态度是不屑一顾，一概不予理睬，“知名”学者尤甚。浦江虽然会很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却一向仔细审视歧异的说法或是反对意见。我很赞赏浦江这一点。

在纪念邓广铭先生百年诞辰的学术会上，组织者安排我为浦江的《〈契丹地理之图〉考略》等四篇文章做评议。我查阅相关资料，总共写了8,000多字的评议意见，其中评议浦江文章的篇幅，占一半以上（附上当时的原稿，以见我们是怎样的诤友）。虽然正式发表时并没有吸收我的意见，但他理解我的憨直，不为怪罪，要去底稿，做了认真的思考。浦江就是浦江，有他自己的道理。换了我，没准儿也会这样。

浦江的坚持，是因为别人没有足够强硬的论据能够说服他。我研究阜昌石刻《禹�E图》，指出内藤湖南先生因没有看懂《新唐书》句读而错误地把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理解成为双色套印地图，并将其视作后世朱墨对照古今地理图的鼻祖。浦江初读，以为奇谈怪论，当众责问我说，以内藤湖南先生学养之深，岂能不辨这样简单的句读？待仔细审辨之后，则又恳切认同拙见，赞许我的文章论证广博深入，诚属难得。

我从社科院历史所转入北大历史系工作，签订的合同，是担任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两个学科的“带头人”（这种名堂当然十分荒唐）。浦江当时是系副主任，负责教学。我请示浦江开什么课好，他不假思索地说，先开版本目录学。我知道浦江以《四库全书》为中心，对目录学花过很大功夫，本来他可以自己来讲相关史料学的课程，却不挟任何私心，把这样重要的基础课来让我上，着实很受感动。

浦江患病住院后，我去看望过他两次。病房闲谈间我提到，最近着手整理历史系收藏的晚清珍稀史料，其中有一部分是用满文书写，要是能够像他研治契丹文字一样学懂满文就好了。可惜我无此能力，只好特地招收一名学生。浦江很诚恳地说，他和现在很多学者一样，只能在很小领域内做一名专家，做不到像我那样在古代史诸多方面和清朝学者对话。浦江对我的印象，当然只是对朋友的期望，并不符合实际，而对他自己学术局限的认识（这更多地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历史烙印，在我身上，更深、更重），却发自内心，坦诚而自然，如鉴中清水。

浦江走了，但留给我的理解，留给我的鼓励，仍时时温暖我的心，让我对学术付出更多一分努力，做出更多一分坚持。

2015年2月23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