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离世已经过去五日了，但直至此刻，仍然感到无法相信这一结果。自2012年有幸成为刘门子弟，两年多来时时蒙恩师耳提面命，其间种种点滴历历在目，但恩师却已不能再见，不免潸然。

认识恩师是在2012年春――说是“认识”，其实是刘师主动问询。我本科并非历史专业，在大四毕业之际，出于兴趣，选报了北大历史系宋辽金史方向的研究生，当时虽已过初试，但对于专业的历史学研究，却无疑仍是门外汉。因北大考研复试需要提交**表作，我仓促写完一篇小稿，连同复试材料一道寄送之后，便又接着准备面试事宜，并未以为意。而正在紧张准备时刻，手机忽然收到一条陌生短信：“赵同学你好，由于你今年报考了本系宋辽金史方向的研究生，请你将**表作的电子版发送至我邮箱。”落款则是“刘浦江”。

我看到这条短信后的感觉完全只能用“诧异”二字来形容：我不明白为何要再次发送电子文档；而更惊奇的是，我与这位老师素昧平生，一位北大知名教授竟会为这样的“小事”来主动联系一名普通的外校学生，以至当时我甚而一度怀疑这条短信的真实性。在发送电子稿后不久，便很快又收到刘老师的另一条短信，要求我在复试之前至北大见他，此时我的心态从意外转至忐忑，觉得自己的复试材料是否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提前问询。

见到刘老师之后，我很快打消了所有的疑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老师，当时他身着灰色大衣，端坐在中古史中心办公室的椅子上，平和的神色中隐约闪露出一丝锐利。招呼过我之后，刘老师便开门见山说道：“对于一个非历史专业的本科生来说，这篇稿子写的还不错，但现在一些年轻人习惯于不劳而获，我担心这是否是抄袭别人的文字，为防万一，所以让你发送电子文档。在仔细检核后，我相信这确实是你自己写的。”接着，刘老师指出了那篇草陋小稿中的诸多阙讹，其细微程度甚至具体到数处标点的使用问题上。现在回忆当时发生的那一幕，仍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置信；而恩师对于学术和学务的责任心，正是体现在一桩又一桩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当中。

自2012年9月正式进入北大之后，我也逐渐从师兄和同学处耳闻到刘师的严厉之名。但在和老师相处的两年多来，坦白说，我并未感受到老师有多么严苛――在学术方面，刘师对我们的要求无疑是极其严格的，大至篇章，小到句读，不容丝毫马虎；但在师生相处方面，我更多感受到的，却是老师的慈爱与呵护。或是我入门较晚，年龄相对较小，在师门例行的讨论课上，开始常有不少的幼稚散漫行为，恩师虽然屡屡犀利地批评我“懵懵懂懂”、“缺乏自制力”，但一直未有过严厉的呵斥，反而是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包容。有一次，轮到我在讨论课上做报告时，因为未用心准备，我的报告中出现了不少简单的引文错误。这次老师明确指出我的问题，而语气也颇为严厉，当时的我竟然不知所以地赌气反驳。对于我这样桀骜不驯的态度，老师当时虽然有些生气，但仍然包容了我，只是当晚师门聚餐时微笑着对大家说：“你们看这小孩儿，真是太不懂事。”类似这样，刘老师对于学生的深切照顾与爱护，相信感受到的也绝不止我一人。

去年4月，老师被检查出癌症之后，我们门下弟子无不感到担心和焦急。但是，老师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从未在学生面前流露出任何的恐慌或忧虑，反倒是一再劝我们安心学习，告诫我们万不可因此耽误学业。老师在患病入院后的9个月时间内，反复关心我们的学习状况，要求我们将写作的论文发给他，并均进行精心修改，这直至去世前的一个月仍未停歇。我自己的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已经身患重病的老师操心的首先不是自己的病体，而更多是作为学生的我那篇未改定的论文，他多次强调“这篇文章不能再拖了”，嘱咐师兄们多给我建议，并为论文设计新的修改方向。

令我深深愧疚的是，直至老师离去，我仍然未将全文修改完毕，而老师在离别前一天仍将我叫至隔离病房窗口外，平素风趣幽默的他，此时却只能借助电话说话，他用吃力微弱的声音叮咛我：“你的论文我改了一半，后一半我没办法再改了，我让家里人将已经修改的部分发送给你，剩下的部分你要自己好好修改。”这篇未改完的论文，竟成了刘老师对学生的最后一次指导！紧接着，老师又嘱托在一侧已经毕业的师兄们：“以后师弟们毕业求职的时候，你们要多多帮助师弟们。”一直尚自觉坚强的我，这时脸颊上两股水流不受控制地窜动，横流而下，而喉咙里反复蠕动，无法说出话来。

言及于斯，刘师学术上的严格要求，生活上的细心呵护，此刻又屡屡浮现，只是或责或护，以后都无法再听到恩师亲身教诲了！

二○一五年元月，学生赵宇泣笔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5年1月12日，B2版，发表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