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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而栗,愿而恭,直而温――回忆浦江


宽而栗,愿而恭,直而温
             ――回忆浦江

何晋


  浦江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总觉得他还在,一想起他,脑海中立即音容毕现,宛若昨日才见过面,或者今天才通过电话。

  算起来我们是快近二十年的同事,教学与研究又都同属中国古代史,现在回忆起来,最早真正有印象的事,是他1999年送给我《辽金史论》一书时,我阅读书中序言后所受到的触动,他给我留下了不媚俗、有风骨的士人形象,这样的学者,是我所敬佩的。浦江在副系主任的职位上之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多了起来,每学期的排课,课程的助教安排,研究生的招生、考试、面试、导师确定等等,他都会一一打电话询问、安排。浦江给我打电话往往是在晚上十点左右,大概他熟知本系的老师这时基本还在家工作,比较容易找到。有时比较小的事情,他也会在电话中说得很久,反反复复,给我的感觉有些絮叨。但正是这些絮叨,在他离开后,成了我最温暖的记忆。现在想来,不知有多少个这样的夜晚,别人或在休息、或在著书立说之时,浦江却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正在为系里的教学科研事务,一一沟通,事无巨细,妥妥安排。这种为公共事务无私奉献的精神,真非吾辈能比。

  浦江卸任副系主任之后,不少人认为他应当担任系主任,虽然后来事与愿违,但他没有赌气怀怨,而是继续在研究生招生、复试等一系列事务上一如既往的兢兢业业。我们常在一起面试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每次面试学生时,他基本都会有如下的询问:“你读过XX书吗?”学生:“读过。”他会接着问:“作者是谁?”学生回答后,他又会问:“哪个出版社出的?”学生回答后,他会再问:“封面是什么颜色的?”没有读过此书的学生往往就在此卡住了;如果学生读过回答出来了,他还有更厉害的一问:“这书大概有多少页(或者多少册)?”如果不是真正熟读此书的学生,坚持到此时往往也就崩溃了。北大历史系向来有强调读史料、读原典的传统,这种“刘氏考问”看似呆板,却是短时间内检验学生是否认真读了书的试金石。浦江这样做并非故意为难学生,对于那些表现优秀的学生,他会鼓励、称赞、欣赏。此外,在面试外校考生时,我发现浦江对国内其他院校历史系的专业、科研、学者等情况也十分了解,他常常会问一些外校考生对他所在院系某某老师某某著作的看法,可谓视野辽阔,胸怀全国。

  无论科研还是教学,浦江都十分认真严谨。有一天晚上接到他的电话,却不是谈系务,而是问我先秦时期关于姓、名的问题,当时我有些诧异,不知道其时他正在撰写宏文《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还有一年我正在荷兰莱顿大学交流,突然收到我的硕士研究生李蜜的邮件,询问《战国策》某个版本的问题,她说她选的刘浦江老师“《四库全书总目》研读”一课,要她讲一次关于《战国策》版本的内容,当时我都替她有些紧张,担心她准备不好,怕浦江会说你怎么连你导师的研究都不了解?无疑,浦江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他在系里曾开设“中国史学史”一课,就有一些同学担心上他的课拿不了高分而影响绩点,所以不太愿意选他的课,但其实上过他课的,最后都觉得收获很大。

  去年在突然得知浦江患病时,我很震惊和悲痛,不知这样的事怎会临到他身上。当张帆说要去医院探望他时,我马上要求同去,但征求浦江的意见后,最终因为他所住病房空间太小,他当时的免疫力也因为化疗而处于极低状态,人去太多他的身体难以应付,而没有成行。后来给他去电话,他已回到家中静养,告诉我正在用一种国外的药,效果不错。电话中听他说还在看学生论文时,我说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别太累了,他说就看看文章没事的。本以为他的病情被控制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不料今年1月初他竟突然这样离世了。他的告别会那天是星期五,我正好要上课,竟没能去向他告别。后来1月6日参加了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历史系主办的追思会,又听到了浦江的大学同学、朋友、邻居、学术同僚、学生对他的追忆和怀念,对这么好的一位朋友、同事、父亲、老师,如此英年早逝,所有人都感到十分悲痛。《尚书》中在说到一个人的才干和性格时,有“宽而栗、愿而恭、直而温”之语,宽宏而又严肃,忠厚而又有干才,正直而又温和,浦江真堪称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