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浦江

张  帆

2014年12月29日 21时53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间，这是我和浦江最后一次通话，距浦江去世仅仅一周有余。当晚我在外地，刚刚获悉浦江病情严重恶化，已经决定放弃治疗，即将赶回垫江老家。不久，浦江的电话就打来了。通话持续了10分钟，主要是浦江在讲话。语速仍旧像平常一样急促，但因为身体虚弱，时而出现停顿。除简单陈述病情外，主要是把两个刚刚进入博士阶段学习的研究生托付给我。分别介绍了两位同学的性格特点，以及在学业上的优势和劣势，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在博士论文选题和专业研究方面贯通辽金元史，嘱托我加以帮助。最后说：“两个学生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听到这里，我早已泪流满面，难以自制，只能不知所云地重复着几句苍白贫乏的安慰话语。呜呼！每当亲友辞世，总是真切地体会到死神的残酷无情，为自己束手无策而悲戚。何况浦江正值盛年，遽遘恶疾，诀别之际，语不及私，唯谆谆以育人之责相付，念之能不哀恸！

一

浦江是北大历史系七九级本科生，比我高三级。我们读本科的时间有一年重叠，我大一的时候他大四，但当时并不相识。记得我认识他是在1992年春天。那年我即将博士毕业，浦江则早已从中央党校调回北大。他因为参与编写一套工具书，受主编委派，到博士生中招募作者。我们这届博士生正忙着改论文、找工作，无人应募，浦江扫兴而归。因为他是在 邓广铭先生亲自过问下调回来的，我们对其大名已有耳闻。初次见面最大印象是浦江相貌的年轻，年过三十的他，外貌也就二十出头，说是正在读书的大学生也会有人相信。实际上，直到生病去世，浦江看上去始终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英姿焕发，朝气蓬勃，精明强干，充满活力。谁能想到他会突然被癌症夺去生命呢？斯人而有斯疾，其命矣夫！

我留系工作以后，与浦江接触渐多，特别近10年间最为频繁。这首先是由于他研究辽金史，我研究元史，研究方向接近，在专业上经常需要互相咨询。说是互相咨询，其实大部分时候是浦江向我咨询。这并不说明我水平比他高。真实原因，是浦江勤于笔耕，频繁有论文问世，其间颇有涉及元朝内容者，往往不耻下问，垂询于我。而我秉性疏懒，撰写论文较少，因涉及辽金史而向他请教的机会就更少。研究方向接近，还意味着在研究生培养上需要密切合作。从各自研究生的入学面试、资格考试、开题报告，直到论文预答辩和答辩，我们都会彼此参与。宋史（间或还有其他方向）研究生的上述培养环节，我们通常也会共同参加。就在浦江查出癌症前大约一个月，也就是去年3月中旬，我的两位博士生，加上明清史方 向三位博士生共五人，三人开题，一人资格考试，一人预答辩，约定同日进行。浦江照例出席，晚上又一同吃饭。现在想起来，当时他已深受病痛折磨，但却略无异常表现，依旧谈笑风生。而我们对他的身体状况也竟然一无所知，实在是太粗心了。

除去上述专业原因外，浦江与我在日常工作上联系尤密。2006到2010年，浦江担任北大历史学系副主任，主管人才培养，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及相关培养事务。2010年他虽然卸任，但由于各种原因，新一届领导中没有中国古代史专业的老师，因此系里的人才培养工作，凡涉及中国古代史专业事宜，仍由浦江负责协调。这段时间，我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可以说直接受他领导，或与他配合工作。我们的协作是默契而愉快的。不管时间多晚，只要有事，都会随时拨通对方电话。虽然没有精确统计，但自2006年以来，与我电话通话总时间最长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浦江。至少在晚上10点以后打电话最多的人，肯定是他。凡是中国古代史专业人才培养事宜，诸如教学计划制订、课程开设、奖学金评定、研究生初试复试及研究方向名额分配、博士论文匿名评审，浦江通常都会与我商量。如果他有事外出离系，则会将相关工作委托给我代理。去年4月上旬，他自感病情严重，打算回老家做身体检查。临行之前，打电话将当年的中国古代 史专业博士生入学复试事宜交代给我，并且说：“复试的时间是 4月19日 。我检查要是没问题，此前一定赶回来。如果有问题没能及时回来，复试就由你负责安排。”我对他的病情殊无了解，听后大吃一惊，也隐约有不祥的预感。果然到中旬，接到他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查出了癌症，不祥的预感竟成事实。当时我瘫坐在沙发上，头脑一片空白，久久不能平复。我知道，浦江恐怕要长期甚至永远离开他的管理岗位了，我们多年以来的密切协作也将成为记忆了！

浦江去世不久，有记者向我采访他的事迹，提了一个问题：“您是 刘浦江教授的朋友，知道他有什么业余爱好吗？”我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想了好久才说：“似乎没什么业余爱好，他的爱好大概就是看书和搞研究。”这个问题让我猛然意识到，浦江和我几乎是没有私交的。在北大生涯的初期，我们并未相识，相识后也不太熟。后来虽然熟起来了，但彼此联系全都是由于工作，未曾因为私事互相沟通。我们没有到过对方家里，互不认识对方的家人，也从来没有因为公务以外的事情在一起聚会。或许我可以僭称是浦江的朋友，不过更确切地说，他对我而言，是非常尊敬、钦佩、信任的学长和同事。

二

浦江的学术生涯，以他出版的两本学术论文集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金史为主，兼及辽史。第二阶段，以治辽史为主，兼及金史。第三阶段，在治辽金史同时更多地向其他朝代拓展。他的学术贡献，因而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总结。

金史是浦江较早涉足的领域。金朝为时略逾百年，地域仅及半壁，史料相对有限，民族特色又不像其他北方民族王朝那样明显，因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范围内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朝代。20世纪后半期国内的金史研究，虽在猛安谋克等少数课题上有所收获，但大量的仍然属于低水平重复劳动，还经常陷入历史人物（例如阿骨打、兀术、海陵王）评价一类学术意义不大的争论。浦江异军突起，贡献大端有二。其一，是对金史领域中一些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也就是他在《辽金史论》自序中所说的“垦荒”工作。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户口、捺钵、财政税收、民族政策等等，对于我们了解金朝十分关键，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竟然几乎无人问津，偶有也是浅尝辄止。到今天，浦江的上述研究，是任何一个金史研究者不管赞同与否都无法回避的，哪怕仅仅是为了教学，也肯定要在参考之列。其二，则是超越“垦荒”而进入“精耕细作”阶段的某些研究，其代表作为《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和《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二文。这两篇文章的特点，是以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批判为基础。或许有些孤陋寡闻，就我披阅所及，类似的研究在国内金史学界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算得上凤毛麟角。浦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并非偶然。据其自述，他调回北大之初，曾经花了半年时间研读《大金国志》，“逐条查找它的史料来源”。放到现在，电子文献检索十分方便，查找史料来源并非难事。但在二十几年前，能有耐心做类似工作的人实为罕见。稍后，他还用同样方法研读《契丹国志》，并且辅助 邓广铭先生整理《三朝北盟会编》。前贤有云“自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窃谓浦江之于金史研究亦然。浦江通过他的研究提示我们，尽管金史史料匮乏，但对于这些数量有限的史料，仍然必须首先进行最基本的清理和辨析工作。这种意识，在过去的国内金史学界其实相当缺乏。典范之功，不可谓小。

与金史相比，辽史材料尤其贫乏，素称“无米之炊”。但因为史料过少，学者对其钻研较为细致，因此研究水平比金史似乎要高一些。浦江在将研究重点转向辽史时，选择契丹文字作为突破口，洵具卓识。在此以前，治辽史者大多谨守传统汉文史料，对契丹文字材料未能充分掌握；而人数本来就极为有限的契丹语文专家，对辽史的涉猎也通常仅限于墓志释读一类个案研究。明乎此，就能知道浦江利用契丹文字资料（或兼用女真文字资料）讨论契丹父子连名制、辽朝国号、“�M帐”、阻卜鞑靼等问题，其价值何在了。下功夫编纂大部头的《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则表明他的确是将契丹文字作为治辽史基本功来学习，态度非出猎奇，目的非为点缀。另一方面，浦江对于契丹文字资料的成功运用，又建立在熟谙汉文史料的基础之上。特别是他穷尽六七年之精力，率领弟子完成了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修订工作，其对辽代汉文史料的熟谙程度，恐怕当世已少能有人及之。不同文字的资料左右逢源，加上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借鉴吸收，如天假以年，于辽史之造诣何可限量？

浦江辞世，报章誉以“中国辽金史第一人”，是对他在辽金史研究方面成绩的充分肯定。但浦江的学术志向，殊非此称号所能涵盖。在学术生涯中后期，他涉及传统政治文化、史学史、四库学的一批重要论文，早已远远越出辽金史的藩篱，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可惜的是，由于英年早逝，他“走出辽金史”的努力还仅仅处于开端。对断代史学者来说，从事贯通研究并非易事，而辽金两朝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仅属支流，由支流入主流而贯通之，其难尤甚。事实上，浦江所作贯通研究，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长年开设的史学史、四库学课程，相关成果也因而主要局限于德运问题、正统理论、华夷观念几个方面，尚未向更多方面开拓。由辽金史出发前后贯通，本来还有一个较好的桥梁，那就是元史，而切入元史的关键点又是金史。浦江在讨论辽、金联系时曾说：“辽、金虽是两个异姓王朝，契丹、女真虽出自不同的民族谱系，但它们有许多共性的东西，更不用说彼此之间还有各种无法剥离的瓜葛与纠结。”其实金朝和元朝的关系也是如此。前些年海外学者提出“宋元明过渡”问题，并且逐渐受到国内学术界关注。但金朝和辽朝在这一过渡当中居于何种地位，具有怎样的影响，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要想回答上述疑问，首先就要将金、元两朝联系起来考察。金史本系浦江早年治学重心，后来发展方向主要是上移而非下移，所以未能在金、元联系方面较多用力。然而毫无疑问，这仅仅是由于时间精力不能兼顾，并非思虑未及。他病危之际对于弟子贯通辽金元的期望，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浦江未竟的志愿，相信一定会由弟子们完成的。

三

我与浦江共事多年，深切体会到我们两人个性颇有差别。平时感受，不过觉得禀性各殊，亦属常事。然而在浦江辞世前后，精神恍惚，夜不能寐，“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念其行事，实多我所不及。古语所谓“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大概也有这层含义吧。略举数端，以表悼念，兼以自儆。

浦江做事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印象最深的是2002年夏天，我指导的首位硕士生陈爽毕业答辩，请浦江参加。当时我初次以“导师”身份出席论文答辩，也曾花了不少功夫帮助修改论文，自认为质量尚佳，颇觉沾沾自喜。岂料浦江当场指出其中几处引文并不准确，逐字念出原文，加以更正，一时空气略显紧张。好在浦江最后宽容地说：“还行，错得不算太多。”――时隔10余年，远在美国的陈爽得知浦江逝世噩耗，在哀悼微信中忆及此事，其情其景，我也历历在目。陈爽是一位性格稳重的女生，我没有想到她会出这样的纰漏，因此修改论文时只注意文字表达，并未提醒和督促她核对史料。对我来说，这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浦江对学生素以严格要求著称，如果是他的弟子出了类似问题，一定会当场严厉批评。实际上，他早就会将这类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不可能允许其发生。

浦江做事有计划，有准备。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前半句完全可以用于描述浦江，后半句拿来形容我则十分合适。博士生发表论文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按照北大历史系的规定，博士生毕业时必须发表两篇学术论文。浦 江自从博士生一入学，就会为之筹划此事，帮助拟定选题，督促写作，参与修改，联系刊物，推荐发表，因此 浦江的博士生从未被发表论文的规定困扰，乃至常常超额完成任务。我 和我的博士生，却大多是平日不用心，临时抱佛脚，离毕业没多久才把文章投出去，然后四处讨要用稿通知。浦 江对于博士生发表论文的重视，与他对学生日常督责甚严一样，都反映了一种勤勉认真的工作态度；我对学生少加管束，放任自流，实际上是懒惰的表现。

浦江做事目标明确，精力集中，因而效率过人，这在他的学术道路上反映最为明显。除去教学和管理工作外，他一门心思从事专业研究，极少涉足与专业研究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事情。在《辽金史论》自序中，浦江曾检讨说，自己调回北大初期“心有旁骛，荒废了许多时日”，就我了解，这大概指的是参加编著一些半学术的书籍，诸如“某某大词典”之类。如前文所述，我们初次碰面就与此有关。然而，此后20余年，他从未再参与此类工作，始终孜孜不倦，焚膏继晷，奋斗在学术前沿，终能撰写学术论文上百篇，编纂学术工具书两部，还完成了点校本《辽史》的修订。人徒羡浦江收获之丰，孰知其用心专一，持志恒定，殊非时辈所及。拿我来说，参加“编著”各类书籍就有些多了，这类书籍不能说没有价值，但的确实实在在地挤占了时间和精力。加上业余爱好庞杂，阅读兴趣又常常转移，则成绩难望浦江之项背宜矣，思之赧然！

浦江做事原则性强，有时显得固执和狷介。偶尔交谈时言及某人，也往往用有无“原则”、有无“底线”来加以评价。浦江能够这样向我谈论别人，时而又把重要的工作委托给我，大概在他心目中我也算是“有原则”的。其实与浦江相比，我不及远甚。记得在2005年春天，当时我正做副系主任，主管本科教学，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申请转系，按规定她并不符合转系的条件，但据说家里有些办法，已经搞定了接收院系的主管领导，并且取得学校默许，只要历史系放行，就算大功告成。她的母亲前来系里陈情，坐在办公室当场大哭，声彻云霄。我被哭得心烦意乱，暗想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实在不想学历史，或者放走算了，就表示要和班主任商量一下。这个班的班主任，正是浦江。浦江根本不为所动，毫不退让。他说：规则应该对所有人平等。该学生不符合转系条件，如果放走，无法向其他情况类似的学生交待。最终在浦江坚持之下，此事终于作罢。类似的事情还有不少。比如博士论文答辩，拟定决议书时通常要有一个概括性的评价，说“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或“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一些人看来，既然已经同意答辩通过，将论文定性为“比较优秀”或“合格”，似乎也没多大区别。而浦江每每在这种场合较真，反对轻易给予“比较优秀”的评语，说服大家采纳他的意见。从结果来看，我们也算是坚持原则了，但这是以浦江坚持原则为前提的。

最后要提到浦江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杰出表现。对此许多同仁皆有体会，而我和他曾经担任同一个职务，感受尤深。我在做副系主任的时候，对相关工作大都是被动应付，得过且过，度日如年。而浦江在相同岗位上，却能运筹帏幄，应付裕如。这一方面是工作态度问题，另一方面也与个人禀赋有关。浦江不仅学问精深，而且天生具备组织、管理能力，用古书中的话形容，属于儒、吏合一的人才。他对全国各重点高校历史院系的学科优势、师资储备几乎倒背如流，对于高校管理各项规定也都谙熟于心，真不知道是怎么记住的。上面所说做事认真细致、有计划有准备、目标明确、原则性强等等长处，对于管理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品质。上天赋予浦江过人的才能，却又剥夺了他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这是多么令人痛惜的事情！

四

浦江治疗前期，我曾三次去医院探望，每次他都十分健谈，我只能偶尔插话，大多数时间洗耳恭听。面对死神的威胁，浦江表现得从容淡定，毫无恐惧之情。他说：自己的学术潜能已经发挥了百分之七八十，自信著述足以传世，弟子亦大多成材，因此可以坦然地面对死亡，没有太多遗憾。著述传世，弟子成材，确乎不易之论，然而浦江的学术潜能其实远远没有发挥到百分之七八十，那样说主要是为了安慰我们，也适当安慰自己。治疗过程虽然痛苦，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似乎效果尚可，浦江也因此增加了与病魔长期周旋的信心。去年10月17日，他发短信给我，说已向中古史中心申报2015年上半年课程，打算开一门研究生选修课“《辽史》研读”。因为中古史中心开设的课程会汇总到我这里，所以叮嘱我注意复核，千万别把他的课漏掉。直到 12月15日上午 ，我们还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讨论正在进行的历史系党委、行政换届问题。浦江谈起他对历史系近年情况和发展前景的看法，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直到我说“你别太累，下次再聊吧”，通话才结束。谁能想到，竟然没有“下次再聊”的机会了。浦江的心理素质异常坚强，重病缠身而能处之泰然，易箦之际，神智冷静，处分后事有条不紊。但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他对生命的强烈留恋，他是多么放不下家人，放不下学术，放不下弟子，放不下北大和历史系！命运无情，将他的留恋轰然碾碎，但浦江的人格在我们心中永存。我们永远忘不了他的热情、坦诚、认真、勤勉，以及偶尔的天真和幽默。最后写几句话权充祭奠，兼表绵远无尽的缅怀之情：

呜呼浦江！今也长辞。天既生才，胡摧折之？

嗟我朋侪，痛失瞻依。临风陨涕，以寄哀思。

善不必福，前贤已言。孰料君逝，仅及盛年。

自疾至终，从容安闲。中心持守，于斯可观。

惟君事业，炳炳煌煌。培育桃李，充盈门墙。

德已洽众，文亦流芳。云汉昭垂，千载有光。

人生如寄，寿夭靡恒。功在学术，虽殁犹荣。

高岸成谷，深谷为陵。精神不灭，与天地同！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