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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吏断狱、神探破案般的功力(张帆)

老吏断狱、神探破案般的功力

 

张帆

 

 

 

田余庆先生1993年在日本访学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写文章缅怀田余庆先生,因为我们之间的接触其实很少。尤其惭愧的是,在北大历史系读了十年书,竟然没有选修过田先生的课。198456月间,正值大二下学期期末,基础课的学习快结束了,开始考虑本科高年级阶段的学习方向,以及报考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当时很想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于是就和几位兴趣相同的同学一起去旁听田先生为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东晋门阀政治”。那个时候北大的本科教学,总体上来说比较死板,低年级学生旁听高年级课程,并不是常有的事。我们到田先生课上旁听之前,还专门请班主任李孝聪老师事先打了招呼。那天田先生讲授的内容,是关于“桓温为桓范之后”的考证。这项考证,也是后来出版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中内容稍显枯燥的一段,在深度和讲法上与基础课截然不同,就当时来说大大超出了我的领悟能力。一堂课下来,听得如坠五里雾中,完全没听懂为什么说桓温是桓范之后。后来由于害怕竞争等原因,我并没有学习魏晋南北朝史。除去为数不多的几个讲座外,也没有再上过田先生的课。

  虽然没怎么听过田先生的课,但田先生在治学方面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这种影响主要来自田先生的论著。本科后半期,我已经选定元史作为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但毕竟曾一度“钟情”于魏晋南北朝史,因此有时也会去翻阅相关研究成果。当时田先生尚未出版专著,不过发表的论文已经颇受称誉。一次,在同学推荐之下,我拜读了田先生《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时隔近三十年,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读完之后受到的震撼。可能因为到了高年级,自己的水平有所长进,同时《青徐豪霸》本身也较具可读性,总之这篇文章我不仅基本看懂了,而且似乎体会到了它的妙处。正如文中所言,“青徐豪霸,史无明文”,一般人已经不知道汉魏之际曾经存在这样一支势力,我当然更不知道。文章对于这支势力来龙去脉的复原,以一些零散材料为基础。这些材料提供的信息看似孤立,但经过作者的整合,神奇地产生了拼图功效,使读者豁然开朗,别见洞天。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那种环环相扣、逐层深入的写作方法。全文共分六节,当我读到第四节“利城兵变与广陵之役”时,觉得问题已经分析得十分透彻,文章行将结束(相信绝大多数读者会有同样的感觉)。讵料还有第五节“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笔锋一转,从地理环境角度对广陵之役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诠释。随后还有第六节“余论”,又跳跃到对曹丕政治业绩的总结上面,作为全文收尾。我当时的体会就是,原来史学论文能够这样写!如同初涉武林的后生晚辈亲眼看到大宗师展现武功,真有高山仰止之感。以此为契机,以后我继续阅读了田先生的其他论著。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田先生的高足何德章、胡克森、陈爽、罗新诸兄与我谊属同学,过从甚密,田先生的论著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我曾经开玩笑称田先生开创了史学中的“公安派”,意谓其视野宏阔,目光深邃,感觉敏锐,常于人所忽视之处独辟蹊径,揭示出重大的线索和问题,有如老吏断狱,神探破案。这种功力,是我们非常企�w而又自知难以达到的。

  博士毕业之后,由于教学需要,我又一再阅读田先生论著。田先生论著具有“耐读”的特点,随着自己学识进步,阅历增长,每次读后都或多或少会有新的认识。抛开具体内容不谈,对于田先生文章(《东晋门阀政治》《拓跋史探》两部专著也都由系列论文构成)的写作技巧也逐渐有所体会。作一点或许不尽恰当的比喻,田先生的大部分文章,像是工艺品,又像是交响乐。比为工艺品,是因为不仅内容充实,而且表述精致,遣词造句多经推敲,分寸感把握到位,总体上呈现出某种美感,可谓“华而有实”。朱子集注《四书》,自谓“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田先生文章也经常给我这样的感觉。比为交响乐,是因为结构合理,逻辑清晰,起承转合,错落有致,使读者循序渐入佳境,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我们天天鼓吹制造“精品”,所谓精品,难道不应该具有这样的境界吗?而以现在学术风气之浮躁,量化考核,攀比数量,又如何能制造出真正的精品呢?田先生在论文集《秦汉魏晋史探微》的序言中拈出“宁恨毋悔”四字自勉,晚年又常以此语告诫年轻学人。可惜我们的时代,恐怕越来越不允许“宁恨毋悔”,为了提职称,定岗位,只能是“宁悔毋恨”了。思之令人慨叹!

  在我上学的年代,田先生以对弟子要求严格著称,弟子们对他十分敬畏。像我这样门墙以外的晚辈,也都跟着敬畏起来,甚至于产生某种心理阴影,见到田先生难免发慌。尽管田先生晚年日见慈祥,罕有威言厉色,但他对年轻人多抱殷切期望,无形之中仍然成为一种压力。在与我有限的接触中,田先生几次提到,希望我“下来”,大致意思是研究范围不要局限于元史,应当下延到明清史。记得近二十年前,田先生住院做心脏手术,我随同罗新兄去探视。田先生躺在病床上,还问我“下来没有”。惜我资质鲁钝,元史已难搞通,“下来”谈何容易?如今田先生已归道山,念及他的期待,惟有汗颜而已。不过我又想,田先生所说的“下来”,或许也可以降低一个层次来理解。就是说,不一定要直接研究明清史,只是在研究元史之时,适当具备明清史视野而已。如此,或能勉力为之。另外我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想法,元朝政治史资料零碎,空白颇多,如能对田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的方法和经验有所借鉴,大概能够做出一些成果。读博士时,一度不自量力,考虑模仿《东晋门阀政治》,写一组有关元朝政治史的系列文章,充当博士学位论文。最终在师友的警告下知难而退,放弃了这个计划,改选较具可操作性的“元代宰相制度”作为论文选题。岁月流逝,时易事移,近年我对元史的关注,已从制度史向政治史略微转进,并且似乎小有心得。这一定程度上应当得益于对田先生论著的研读。在以后的研究当中,如果能够视野更开阔,探析更深入,写出某些填补空白的文章,体现出我“私淑”田先生学术之一二,也许能够多少对田先生有所告慰了。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谨以此小文陈述对田先生永久的怀念。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1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