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25日，田余庆先生出席第一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题写宋人治学语

作为一位八○后，我1999年入北京大学读书时，田余庆先生早已不再担任教学工作，因此无缘亲身领略先生的授课风采。即使在进入研究生阶段后，见面的机会也不过一年两三次的样子。但先生于我，却有着一种难以言传的熟悉感。学习魏晋史，先生的论著文字，自然是时时研读的对象。但更多的印象，是通过我的老师们在言谈中不断提到的“田先生”而塑造成形的。记得2007年开始考察汉唐间正史中所谓的“开国群雄传”问题时，业师阎步克先生即说这个问题当年田先生讲课时就提到过，很有意思，让我大受鼓舞。北大魏晋专业研究生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日常训练，就是跟随老师一起研读《通鉴》的中古部分。我当时是跟罗新老师读的，收获极大。这一传统据说也始自田先生。

　　第一次有机会拜见先生本人，是2003年研究生入学之后。时值深秋，由阎步克老师居间联系，我们几位魏晋史方向的研究生同学一起去先生家中拜访。因为之前多次听说过先生过去如何严厉、学生们――其实是我们的老师辈――如何害怕的传说，心里还是极感紧张的。没想到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慈祥温和的老人，后来聊天时也全无“权威”的架子，极为平实自然。后来听说先生在新世纪后变得温柔了许多，但过去的学生去见他时还是多有心理阴影，反而不如我们这些八○后年轻人放松。那天因为人比较多，具体谈的话题已经记不清了，但先生在提到某一问题时瞬间炯炯的眼神，印象深刻，可以依稀想见当年的虎威。其时恰逢先生新著《拓跋史探》出版不久，我带去一本请先生在扉页上签名。今天翻检，竟是手头唯一的先生亲笔。

　　先生出版《拓跋史探》时，已经是八十岁的高龄，却仍然能够开拓新境如此。我们同门之间谈论时，也常常叹服于先生晚年学术思维的敏感和对学界新动态的关注。2007年夏天开始，在阎步克老师和罗新老师的支持下，我和一些海内外学界朋友组织了一年一度的“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前两届联谊会在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办时，先生均专程到场出席。我相信除了对青年后辈的勉励之意（如第一届会议时专门自宋人笔记中摘出“博不病荒，精不病馁”八字与大家共勉）以外，先生心中对于我们这些新生代关注的课题一定也有着莫大的兴趣。那两次会议他都是坚持听完整个上午的报告后才离开的。后来联谊会会刊《中国中古史研究》创办后，每卷我都会专门寄一本给他。遗憾的是最新的第四卷2014年岁末刚刚出版，竟然再无呈送的机会了。

　　2014年8月23日晚，借人大历史学院主办第八届联谊会的机会，先生亦专程赶到会场与大家座谈。这可能是先生在学界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虽然入场时腿脚略显不便，但坐定后面对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台湾中古史学界的数十位青年后生，九十高龄的先生精神甚佳，思路清晰，谈吐有力，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仍无疲态，给予我们莫大鼓励。据罗新老师说，先生在公开场合发言，一定都是精心准备，遣词造句常常反复思量数日之久。但那一晚的田先生，却是十分特别的。虽然话题都是因青年学者的提问而起，但先生毫不避讳地谈到他早年的求学历程、对唐长孺先生学问的评价、和台湾逯耀东先生的交往等内容。现在想来，不免让人感到先生当时在这一场合或许别有一番心绪的存在。

　　先生仙逝后，我匆忙赴京参加告别仪式。返沪后的12月30日上午，即有复旦历史系本科生的中国古代史课。上课前我特意花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向学生介绍先生的生平与业绩。大屏幕上打出了罗新老师在微博上发布的那张先生的背影照片，据说先生自己最为满意。不由想起2008年清明，在周一良先生逝世七周年之际，先生与祝总斌先生还有阎步克、陈苏镇、罗新、叶炜诸位老师一起去给周先生扫墓，我们魏晋专业的几位研究生随侍。

　　周先生的墓园在北京西郊，记得当天刚刚下过雨，路上有些泥泞。先生着一双布鞋，和祝先生、阎老师、罗老师等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们的背影，想到不久前在潘家园旧书市场买到的两本旧书，是先生1970年代在中央党校上课时编写的秦汉史和魏晋南北朝史讲义。忽然很想问问先生在党校授课时，是否就已经想到了《释“王与马，共天下”》那样的问题？在1979年第3期的《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这篇论文后，十年时间里，先生构筑了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的崇山峻岭，垂范后学。但我还是会想到鲁迅在《野草・题辞》中说的话：“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我很想去寻找1979年之前先生心中的“地火”。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