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与古人对话的智慧

 

何德章

 

 

 

田余庆先生一向以枯坐书斋为乐事

 

正是时代的影响，使田余庆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只体现在他所完成的学术文本上，在这一意义上，说先生是他所处学术时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扛旗人物”，也不为过！

　　去年10月17日，借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在北京召开之机，与师弟李万生一道看望业师田余庆先生。先生将我们让进书房，虽行动稍有不便，仍亲自取来杯子，在茶杯中放好茶叶，要我们自己沏上水，然后开心地聊了近两个小时。先生谈锋甚健，对外间新鲜事以及学界近况，尤所关切。当时我暗暗庆幸，先生虽九十高龄，思维仍如此敏锐，享百年高寿，当不是问题。

　　12月25晨，陈爽师弟突然来电话，声音颤抖地述说先生已经远行时，我仍不免一时反应不过来。生老病死，人生谁也不能逃避，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又都那么突然。想上次临走时，先生问起我刚上初中的小女，回忆起上一次小女到先生家中时的可爱之状，希望有空再带来玩。现在真是后悔，为何回家后，未能即带小女前往，非要守与先生所做寒假之约。

　　在追悼会后的同门小聚上，阎步克师兄感叹先生一生学术有品位，走得也有尊严，引起在座诸位的共鸣。毕竟，先生突然离世，免去了人生最后时刻常有的辗转病榻，无需经受医生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百般诊治，无待他人真情或者假意的奔走探视。从这个角度说，先生突然远行，未尝不是他治学态度的人生表达：“宁恨无悔。”先生的一生，未必完美而无遗憾，但走得安然，没有后悔！

　　由于媒体的发达，一位以枯坐书斋为乐事的历史学家去世，各大网站纷纷报道，俨然成了社会新闻。先生事事低调，如天上有知，一定极不适应。至于有的报道上说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扛旗人物”，先生一定会大以为不可！1994年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去世，田先生与周一良先生合制的挽联说：“义宁而后，我公当仁称祭酒。”古时的“祭酒”，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旗手”。我想，对于“旗手”之称，田先生断不会欣然受之的。

　　1992年初夏，我即将于先生门下毕业，去向未定，但心中想留在“居大不易”的京城则是肯定的。那时还没有博士后一说，但先生听说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愿意接纳我，极为高兴。为了劝我下定决心，先生给我讲了他1984年与周一良先生赴武大拜见唐先生的逸事：在四川成都开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后，返京机票、火车票都未订到，只能先赴重庆，再坐船顺江而下，顺道至武汉大学看望未能与会的唐长孺先生。书房小晤后，唐先生陪他们俩缓步而登珞珈山，田先生有感而发，说此行先登了峨眉山，又得登珞珈山，拜见了唐先生，真称得上是“朝山”。先生当时给我讲这个逸事，是表达唐先生是他景仰的一位大学者，如果我能前去工作，便有可能跟唐先生继续学习，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同一件事，后来在唐先生书房中，也听唐先生亲口说起。唐先生对我讲起这一逸事，是要表达“田先生真是谦虚”的意思。再后来，在田先生的《师友杂忆》一书中，读到了田先生对这一逸事的文字叙述，只是“朝山”一语产生的具体场合，由两位先生口中的登山途中，变成了学术报告会上。我想，此语实当发于登山之时，随后讲座之时，田先生也一定再次以这种方式向唐先生致敬。后世若有好事者求证这一逸事，当不至于以为田先生文字表达的才是“正史”，才是真实，而我在此的转述只是“野史”，绝不可信。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这样一件小事，主要是说，在田先生看来，陈寅恪先生之后，真正能扛起魏晋南北朝研究大旗的，非唐先生莫属。唐先生比田先生大十余岁，尚不成一代之隔，但唐先生1946年已是“部聘”教授，田先生获聘教授，晚了近半个世纪，唐先生1955年出版论文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丛》，奠定了他在学术史的地位，而田先生1989年才出版《东晋门阀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说，两位先生学术年龄上的差异，则远不止一代。田先生在《唐长孺文集》首发式上的发言，题目定为《接替陈寅恪，树立了一个新的路标》，并说“自己在学术方面受惠于唐先生的很多”。还说：“经过唐先生之手，几乎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点一个一个攻占了。也就是说，他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做过研究，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田先生的这些话，乃由衷而发，并非场面虚语。

　　唐先生、田先生，年龄相差不到一代，但各自做出代表性的学术成就，则相去数十年。这当然不能归因于个人资质、勤奋度或者家学、师承关系，而是时代造成的。这里不必去究诘时代如何造成了人生与学术悲剧，但田先生年至花甲，几至退休年龄，才真正有机会潜心于学术研究，他自称为“晚学”，则是事实。否则，以先生眼光之敏锐、文字之绵密，如无世事纷扰，一直有条件致力于学术，早年便成名成家，当是意中之事。然而，也正是时代的影响，使田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只体现在他所完成的学术文本上，在这一意义上，说先生是他所处学术时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扛旗人物”，也不为过！

　　政治思想上扭转时代进程的拨乱反正，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但由于远不止一代人所经历的学术传统断裂，以及与域外的长期隔离，史学领域中的“拨乱反正”，远不如政治上那样立竿见影。八十年代前后，最初几届选择史学作为专业的大学生，大体上都经历过无书可读的尴尬。就当时的史学方法来说，要么归纳类似材料，作一些浅层次的分析，眼光大多甚至不如清人赵翼；要么受惯性趋使，仍旧热衷于讨论农民战争、土地制度、社会性质，只是少了些用“语录”进行的按断；或据新近引进却未能甚解的域外方法，充塞一些史料，张扬起“新史学”的大旗。在这种情况下，田先生在八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著，异军突起，不只使魏晋南北朝史别开生面，也无疑使当时从事或学习中国古史研究的学者、学生，感受到极大的震撼。

　　田先生1981年刊出的《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标志着他独具一格的史学研究方法的成熟。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形象已近于圣人，他以法治蜀，严格而又公平，在西晋时便已由史学家陈寿作出定论：“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但田先生根据几条并不显眼的关于“新人”、“旧人”的史料，勾划出蜀汉政权建立前后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几个代表人物的行事与兴废，揭示出蜀汉初期鲜为人知的上层人事斗争与诸葛亮集中权力的过程。他表示文章意不在评论诸葛亮是法家还是儒家，强调“诸葛亮以法治蜀，主要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某种思想理论信念，而是着眼蜀国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的实际需要”。这实际上也是田先生跳出当时流行的理论先行的史学研究范式，回到历史本身，以活生生的人，以及这些人在具体的政治环境中的活动作为观察对象，探求特定时期的历史真相以及历史发展的自身逻辑。

　　这种研究方法，贯穿于先生随后发表的《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1983）、《论轮台诏》（1985）、《说张楚》（1989）等论文中，这些也都是为学界广为称颂的史学名作。而最能体现这种研究方法所蕴含的魅力的，当属先生1989年出版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

　　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东晋南朝，士族阶层享有崇高社会地位，拥有某些政治与经济特权。对这一阶层兴衰过程进行仔细解剖，不只可以加深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独特性的认知，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田先生之前的相关研究，更多将士族作为一个整体，从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角度，探寻士族阶层从汉代到唐代形成、发展与衰落的轨迹。对于士族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影响，以“士族政治”、“贵族政治”加以概括。在田先生看来，士族真正在政治上呼风唤雨、几个门阀家族轮流执政的时代，只在东晋出现过。而先后执掌东晋中枢政局的王、庾、桓、谢几大家族，其家族的汉代背景或者若有若无，或者主动割舍，因此，就门阀士族与东晋政治特性来说，与其寻找悠远的历史背景，不如从东晋政权形成及东晋一代政治发展过程中去寻找线索。

　　东晋最先执掌军政大权的是琅琊王氏。那么为什么会是琅琊王氏而不是其他家族呢？这成为田先生探索东晋一朝政治史的起点。通过先生的探赜索隐，在西晋末年宗室诸王互相残杀中，王氏人物与最终胜利者东海王司马越在政治、婚姻以及地缘上的种种联系，浮现出来，他们作为司马越信任的人物，被委以扈从琅琊王司马睿过江寻找战略后方的重任。当黄河流域因少数民族举兵而不可收拾时，他们已在江南打出一片天下。东晋创立过程中，先是司马越、后来是司马睿，为名义上的主导者，但司马睿的政治声望、影响力远不能与司马越相比，也缺乏实际驾驭东晋政权的政治与军事基础，于是实际上主导了东晋创建过程的王氏人物，切实掌握了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权力。但士族不止王氏，在民族矛盾尖锐之时，东晋若要稳定，也必须打起“晋”的旗号，司马氏名义上的主导地位不容否定。“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中形成。此后东晋的历史，成了大门阀家族保持对政治、军事掌控，或者颠覆当权家族的这种掌控，将权力转移到自己家族的过程，也是司马氏在其他非当权士族人物的协助下，努力实现皇权稳定的过程。各个人物为“门户私计”粉墨登场，既不愿皇权真正伸张，又竭力利用皇权政治架构下的种种机制，攫取自身利益。东晋并没有因士族门阀当权而脱离秦汉以来皇权不断扩张的政治主线，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

　　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可循，这原本是一个玄远的哲学命题。但历史中的人，并不是按照规律行事的。田先生的研究，不再刻意去寻找历史变迁的规律，而是着意描述历史中人的活动。当然，这个“人”，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某个群体，如青徐豪霸、北府兵、独孤部族。人的活动自然离不开个人的社会处境、当时制度、地理条件等的约束，对这些事项的精彩讨论，也自然成了田先生论著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特定历史场合中的人或人群的活动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讨论其把握自身处境，利用各种条件，趋利避害而造就历史的过程，是田先生史学研究的突出特征。这使得田先生的研究，与陈寅恪先生就“社会阶级”而展开的讨论相比，与唐长孺先生在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所作的研究相比，便有了自己的个性。学者在研究中体现出独特的风格，乃是学术具有生命力的关键。

　　田先生善于从旁人不经意的史料中，读出历史深意。读田先生论著的学人，鲜有不为田先生对于史料敏锐的感觉而折服。《史记》中有《秦楚之际月表》，《汉书》承之而改名为《秦汉之际月表》，一字之改，在先生《说张楚》一文中，演绎成战国至汉代政治史变迁轨迹。东晋前期不与北方匈奴、羯族政权发生外交关系，历史上以东晋当轴者伸张华夏民族气节加以解释。而田先生认为，西晋末年宗王纷纷引外族参与政争，匈奴以及原本从属于匈奴的羯人，处于与司马越敌对的宗王的营垒，由司马越营垒衍生出来的东晋政权，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持的态度，实际上形成于西晋末的政争，与所谓民族气节并无多大关系。

　　在田先生的论著中，虽也常常对史料进行归类分析，但更多的是通过敏锐的观察，用史学家的眼光，使不同性质的史料，发生内在的关联。这样描述出来的历史，结论不再是某种规律的阐释，内涵却更为丰富，读先生的论著，体会到的不是专家的技艺，而是历史学家与古人对话的智慧。随着检索工具变得越来越强大，历史学者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史实记忆与史料的私家占有，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对于史料的认知与处理能力，成了历史学者存在的重要理由。每每听到八○后、九○后从事历史学习与研究的年轻朋友，眉飞色舞地言说田先生著作给他们的启迪，这无疑使田先生的研究，具有了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就史学论著来说，有的实在是无需浪费时间细读，有的则需时时诵读，吸收营养，获取灵感。田先生的论著便值得细细品味。读先生的论著，不仅能获得史学上的教益，还能感受到读文学作品似的愉悦。先生写作善于化用文言，长短句相间，段落与节目之间转承有致，逻辑严密，文字优美，甚至能够获得以文学为专业者的叹赏。极高明的文字把握能力，为先生的论著增色不少，却又无因文害义之嫌，这在他同时代史学著作中，并不多见，值得我们后辈认真揣摩、学习。

　　当然，任何学术研究，都深深地刻着时代印记。就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来说，与陈寅恪先生、唐长孺先生一样，田先生的研究，也不能说尽善尽美，无可指摘。先生“晚学”而有大成，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史，对相关历史时期的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鲜有论述；先生擅长分疏历史横断面或者说同一时期的人与事，洞彻世道人心，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历史的纵向观察。这些是田先生学术的特点，有着时代的痕迹，未必是后学必须恪守的研究指针。先生在他八十、九十寿辰的同仁聚会上，曾两次朗诵过所作四阙《举杯歌》，末句云：“后浪汇前波，众生皆不朽。”他希望学术的“前波”与“后波”能够“自然而然地形成长流”。而作为“后波”，我们未必如“前波”那样波涛汹涌，却因“前波”跌跌撞撞地引领前行，少了许多挫折。历史原本有诸多面向，研究历史的学者，谁也不敢说自己把握了绝对真实。拥有更多研究自由与研究路径的后辈，对前辈研究中偶尔存在的疏失，当以汇聚学术长流的心态，予以同情的理解，而不是恶语相加，非要将“前波”拍打在沙滩之上而后快。至于自以为是，以挑战的姿态展开研究，个人以为，亦不可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在智慧这一层面，后辈未必就比前辈具有优势。

　　在田先生门下受教六年，中间遭遇先生心梗住院，只要先生身体许可，每周一次的面谈从未间断。其间先生未曾谈论史学研究方法，没有进行按部就班的讲授，也基本没有指定必须阅读的书籍。除了我们汇报一周读书心得外，对具体史料的理解与阐释，则是必须的功课。先生也常常将自己已有心得的史料交给我们，让我们去查证、寻找可以印证的史事，予以解说。对我们幼稚的理解，先生每每给予肯定，鼓励我们努力思考。天长日久，我们由最初对史学懵懂无知，慢慢地也有了一些心得。先生则反复转述齐白石对学生的告诫：“泥我者死！”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独立思考，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路径。

　　侍学六年，在诸师兄弟中，我个人对先生的严格感受尤深，还深深记得先生对我最为严厉的一次批评。某年春节，我留在学校，新年时去先生家拜年，总觉得不带点礼物不成敬意，于是到商店买了一些点心。先生不仅拒收，还强调师生关系应是纯粹的学术关系，不应有其他夹杂其中。但在后来博士论文答辩完成后，先生当着大家的面，表示有些话要讲。先生所讲，大意是我年纪不大，便从小地方到了北大这样的学府攻读研究生，透着一种自豪与傲气，必须严厉地管束，才不至于放纵于末流。先生还表示，现在我要毕业了，学业有所进步，他很高兴，但要到外地工作，他心里感觉就像要将自己的儿女送出去一样。因材施教，关注学生的成长，但不以对学生的个人情感影响对学生的正确指导。先生所传授的师道，在日后工作中，我虽未能做得如先生那样好，但一直奉行。先生所带弟子，成长环境有别，个人资质不同，成就早晚各异，但都选择了历史教学与研究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并多多少少都有些成就，这也是先生生前感到极其欣慰的事。

　　皇皇论著，启迪后学；谆谆树人，先生不朽。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