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师田余庆先生

                            李开元

得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哀伤而又平静。那种感怀，仿佛在大漠驿站眺望夕阳西下，光渐远，影渐长，沉落的余晖，完结得美丽自然。网上有一张先生杖行过桥的背影照，说是先生的喜爱，辞别在潇洒间。

此时此地，在我心中，先生还在，他去了另一个世界，他等待我的来访，要与我继续交谈。

每年回国，都去看望先生，谈天说地，叙古论今。如今我想，如果再去拜望，大概还和从前一样，依然是谈学术、说人生、叙行旅。人生若旅，说来话长，诸多事情，人还在事未了，看不明说不清，还得悄声存疑。

先生的学术，精致幽深。先生行文布局考究，文辞洗练精美，有一种难得的历史学之美，我曾经概括为精致的艺术性史学。先生史学之另一个特点是高瞻远瞩，能够从细微而不为人所察觉处钩沉出史实间的隐秘关系，进而刻画出贴切深邃的时代精神来，这是史家治史的至难和极致，由此而现的先生之史学，是一种基于科学精神的人文史学。先生的史学论文，索隐钩沉考证，夹叙夹议叙事，绝无庞杂的臃注，只有精当的选文，那种起伏跌宕的说理推论，娓娓道来的解释叙述，不但可以作史学论文研读，也可以作文学作品品读。

先生治学，善于捕捉史实间微妙关系

2012年8月，我去拜望先生，请先生自选五篇代表作。其中，《说张楚》、《论轮台诏》、《王与马共天下》、《“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都在预想中，唯独一篇《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出乎我的意外，留下再拜读深思的课题。五篇代表作中，《说张楚》、《论轮台诏》两篇，是秦汉政治史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在《说张楚》一文中，先生独辟蹊径，着眼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历史遗留，从出土历书上的张楚年号入手，究明西汉初年陈胜张楚法统的存在，进而钩沉考证，再现秦汉间被抹消的楚国与楚人，又索隐推断，连接战国，指出秦楚汉间的历史特点，是战国末年以秦楚关系为主的列国关系的重演和发展。这篇论文，改变了汉帝国直接继承统一的秦帝国的历史认识模式，提示了秦末汉初近百年间的历史，曲折地继承了战国末年，是一个后战国时代。这种认识，复活了一个被遗忘的时代，开拓了一个历史认识的新方向，影响了一代学人。

秦皇汉武，是中国历史上两位异常的皇帝。前半生励精图治，开疆拓土，一统天下，建功立业，开创了历史的新时代，堪称雄主;到了晚年，穷奢极欲，求仙信鬼，严刑峻法，扰民乱国，将国家置于内外交困的毁灭边缘，可谓王朝衰亡的祸根。吊诡的是，秦始皇一死，天下大乱，一时强盛无比的秦帝国，二世而亡;汉武帝死去，汉帝国却迎来了昭宣中兴，又延续了一百多年。前因类似，后果却不同，千百年来让历史学家困惑不已。先生撰写《论轮台诏》一文，就是为了破解这个历史之谜。《轮台诏》，是汉武帝临死前二年颁布的一道诏书，在这份诏书中，汉武帝悔恨兴事扰民的既往所为，停止开边用兵，宣布“禁苛暴，止擅赋，立本农”，鲜明地提出要与民休息，养民富民，做了重大的政策调整。《轮台诏》，被史家称为“哀痛之诏”，“仁圣之所悔”。

田先生以善于捕捉史实间微妙关系的独特眼光，将《轮台诏》所代表的政策转变与昭宣中兴的出现连接起来，提出武帝晚年的汉帝国之所以能够避免秦二世而亡的覆辙，渡过亡国的危机，中兴后延续一百余年，原因正是在于武帝死前的这场政策转变。

汉武帝的晚年，施政严酷操切，生活荒唐错乱。对内横征暴敛，严刑滥杀;对外扩张无度，兵败将降，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统治机构面临崩溃，可谓是险象丛生。征和年间，发生“巫蛊之乱”，受诬不安的皇太子与久病无常的老皇帝间，在首都长安爆发大规模内战。结果是皇太子及大批大臣被诛杀，数万长安市民血流成河，政局一片血雨腥风。

司马迁死于武帝晚年，来不及记叙这段历史。一百多年以后，班固将这段历史写入《汉书》，分散在本纪列传中，头绪纷繁。班固家族是汉朝的外戚，对皇室内的色衰宠变格外敏感。班氏家族出身于楚国，班固思想又极为正统，他对秦始皇极尽攻击之能事，对汉武帝则回避含糊其祸过，无力也不能将这一段历史清理出合理的脉络来。千百年来，治史者读到这一段历史，一方面为灾难震动，感觉到背后有着“看不见的手”，一方面又如坠云山雾海，看不清历史的方位运转。到了北宋，《通鉴》重新整理这一段历史，以高人一筹的史识，把许多看来孤立分散的问题集中在一起，探索其间的关系，提示了将巫蛊之乱与汉武帝的政策转换联系起来的脉络和方向，堪称卓见。先生在《论轮台诏》中阐述巫蛊之乱的政治意义，正是基于《通鉴》卓见的延伸和发展。先生以为，历史人物之理性与非理性不时重叠，政治人物之亲情与政情随时交错，先生由此出发，在汉武帝与皇太子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探寻政策转换的过程和时点，大大地推进了《通鉴》的提示，可谓是站在巨人肩上的进一步展望。

先生著文，对于史料之选用谨慎而精细。《通鉴》叙巫蛊之乱，使用了《史记》《汉书》以外的史料，先生查不到出处，信其有而有所不安。最近，有学者考证这些史料可能出于《汉武故事》，先生的不安庶几可以尘埃落定。至少自司马迁以来，用历史故事作史料编撰史书，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新的发掘和研究表明，战国秦汉以来，大量的历史故事广为流传，成为一种公用的资料库，外交家用其作为游说的谈资，思想家用其作为论说的插话，历史学家则用其作为编撰史书的材料。这些历史故事，年代不清，真假混杂，又掺杂变形夸张，改写创作，作为史料来使用的时候须要作编年的排比和真伪虚实的鉴别，最是考验史家的见识能力。

《汉武故事》，是魏晋时期编撰的历史故事集，其中既有非常可靠的历史记录，也有荒诞无稽的杜撰故事。《通鉴》编写巫蛊之乱的历史，选取了《汉武故事》中严肃而关系政局的言谈故事以连接和丰富历史，正是《通鉴》的主编司马光和该部分的撰写者刘��的高明得体之处。《通鉴》是历史叙事，寓理于事。田先生分析这一段历史，剥茧抽丝，力图在经过《通鉴》整理的史事后面清理出历史运转的脉络，二者是红花绿叶，相得益彰。重温《通鉴》，再读《论轮台诏》之下，钦佩钦佩，顿首顿首，更感先学留下的宏大空间，尚待开拓。

主治政治史，关切点始终在皇权

先生之学术，多从宏观大局着眼，从微观细处入手，结论在史实关系间的中观层面。我曾经当面将先生的史学，称为中观史学的精品。先生自谦说，太大的题目，我把握不住。然而，通观先生之论著，自有其宏观大局的眼点。先生主治政治史，其一以贯之的关注点，在于皇权。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帝国以来，皇权官僚集权体制，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基本特色，左右中国社会的最强要素，此外的经济、文化、民族、外交，乃至于家族、家庭和个人的生存演变，都不得不从属之。在这个体制中，皇权、官僚制和权力之集中分散，乃是三项基本的构成要素。这三个要素，随时代变迁而有不同的变形变态，这三个要素，互相关联、制衡、演变、分合、重组，以稳定连续的结构主导中华帝国两千年王朝循环的大历史。

在这个体制中，皇权有种种变形。简略言之，秦始皇开创了皇权，从一开始就将皇权推到了集权的极端，建立起一人独天下的绝对皇权，成为秦帝国二世而亡的最重要原因。刘邦建立汉帝国，惩秦之弊，建立与功臣将士共天下的有限皇权，继而再演变为刘氏一族之家天下的有限皇权。到了汉武帝，回返秦始皇的独天下绝对皇权，重演历史，又将汉帝国置于毁灭的边缘。先生之《说张楚》一文，眼点在于秦始皇的绝对皇权如何转化成刘邦的有限皇权，《论轮台诏》一文，眼点在于汉武帝的绝对皇权之害为何没有带来王朝的崩溃，反而迎来了中兴。皇权的变形及其带来的历史演变，正是先生这两篇经典论文的宏观大局之眼点。

在而后的研究中，先生继续秉持考察皇权演变的眼点，将时段转移到东晋南朝，系统而精致地考察皇权与(成为门阀世族的)宗族之关系，倾注最多精力，成就最高的论著《东晋门阀政治》。先生在该书的结论中说：“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可谓是前后相连，首尾一贯，始终把握着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演变的节点。

老话说，以古知今，讲的是当代必须借助于历史方能认清自己。新语道，以今知古，是说不懂当代也读不懂历史，特别是在一个连续文明中。司马光曾经身在皇权官僚体制的中枢，他对这个体制的利弊运行，有切身的体验。司马光有幸离开政治舞台，以不远不近的距离，专注历史，成就《通鉴》，他对于历代政治之种种认识，自有独到而深入的眼光，往往是非常人所能道言。先生之人生，经历现代中国几多时代变局，曾经被卷入政治的风口浪尖，他也有幸远离政治舞台，潜心学术著书育人，他的诸多见解，常是久思深虑，深刻反思的结晶，也多是非常人所能道言。

如今，先生的人生，已同他所经历的时代一道逝去。今后，先生学术，将同他的著作一道留存。叔本华说，立言者的天空，有流星、行星和恒星。流星闪烁，转瞬即逝。行星借光，与时并行。唯有恒星，矢志不渝地放射自身的光芒，因其高远，须要多年才能抵达地球人间。

先生以我手写我心，将生命倾注于学术。先生的学术，将垂于不朽。

2015年1月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