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先生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

 

陈苏镇

 

   

田余庆先生在家中

 

我认识田先生，是在上本科时。那时他情绪比较低沉，不大爱说话，听说是由于“梁效”的缘故，所以同学们和他接触不多。后来考研，我报了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笔试通过后，还有一次简单的面试。考官只有周一良先生和田先生两位，题是周先生出的，共三道，用钢笔写在一张纸上。其中一道是“你为什么选择魏晋南北朝史”，我回答是因为这个方向师资力量最强。这回答有讨巧之嫌，但确实是我的想法。在那之前，我一直想学中国思想史，没在断代史上用过力。考研时选择这个断代，而不是其他断代，主要是冲着老师来的。另外两道题，忘记具体内容了，只记得有一道题比较大，而我又不太熟，于是天马行空地说了一通。周先生始终笑眯眯地听着，听完也没说什么。后来听王永兴先生的学生说，周先生觉得我的回答有历史感。呵呵！周先生真的很厚道。田先生很严肃地发表了意见，说我试图把相关史实贯通起来，但对具体史实的了解很不够。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田先生的批评，由此知道他是一位严厉的老师。硕士三年，我跟祝总斌先生，主要做制度史，和田先生没有深入的接触。写硕士论文时，我女儿出生，让我无法集中精力，所以写得不好。答辩时，田先生在场，一一指出论文的不足，并说我没写出自己的水平。这又一次让我体会到田先生的严厉。

　　留校任教后，田先生给研究生开设“两汉魏晋史研究”（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个题目），我当助教，跟着听课，并参加讨论。田先生讲的是政治史，其中部分内容后来出现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田先生口才极好，课讲得精彩。这段经历让我初步了解了田先生的研究路数，对政治史也有了兴趣。田先生这门课好像只讲了一次。后来听他说，是因为书出了以后怎么讲都觉得没味道。其实，对学生来说，读先生的书和听先生的课还是有所不同的，听课更容易领会先生的思路和风格。这门课是每周一次，田先生自己隔周讲一次，另一周由学生讲，每人一次，题目自定。讲完大家讨论，田先生要进行点评。我也讲了一次，题目是“司马越与永嘉之乱”。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政治史习作。田先生看后，在文末写了几句话，说“文章有创获”，建议我修改后发表，还为我补充了一条史料。这让我很受鼓舞。但他把文章还给我时还说了一句：“题目分量不够。”这话又让我想了很久，并最终促使我投入政治文化的研究，希望能为政治史研究开拓新的视角，从而发掘出有分量的题目。

　　我研究政治文化，是从董仲舒的《公羊》学入手的。有了想法但还没动手时，我到田先生家向他做了汇报。田先生认真听了我的想法，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同时也提醒我：“我们历史系的人，在思想史方面缺乏训练。”这确实是个问题。我在本科阶段虽然学过一点中国思想史，但那时的思想史都以哲学史为基本框架，很少涉及经学史内容。经学自有它的体系，是另外一门学问，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准备几乎为零。不过，也正因为如此，这项研究才更具开拓性和挑战性。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花几年时间，以政治史为背景，以解读汉代政治为目的，对汉代的《春秋》学做一番研究。

　　几年后，我跟祝先生读在职博士，博士论文题目是《〈春秋〉学对汉代政治变迁的影响》。田先生主持了我的论文答辩，并对我的论文给予肯定评价。那次答辩比较特别，不是答辩委员和学生各坐一边，而是大家围坐一圈。吴宗国先生坐在田先生旁边，侧过头去轻声对田先生说，他的意见已经在预答辩时说过了，今天不发言了。田先生装作听错了，大声回应道：“哦，你要发言。”吴先生轻声重复了一遍，田先生仍然大声说：“哦，你要第一个发言。”大家都被田先生的风趣逗笑了，会场气氛变得更加轻松。田先生说，他一向主张将答辩会开成小型学术研讨会，所以没采取答辩委员提问题、学生一一回答的刻板形式，而是随问随答，其他人也可随时插话，参与讨论。在田先生主持下，那天的讨论的确比较深入。事后有旁听的学生说，那是他听过的水平最高的一次答辩。

　　田先生在秦汉史领域有两篇重要论文，即《说张楚》和《论轮台诏》。田先生曾称赞唐长孺先生几乎攻克了魏晋南北朝史的所有制高点。田先生这两篇论文所攻克的则是秦汉史的两个制高点，因而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和好评。我的研究也涉及这两个问题，所以仔细研读了这两篇论文。我以田先生的考证和论述为基础，从政治文化视角观察、分析相关史实，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这个过程使我对田先生的研究方法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知道如何处理比较复杂的政治史问题了。我的研究能力由此提高了一大步。在那之后，我又写了几篇政治史论文，感觉比之前熟练了许多，甚至有得心应手的愉悦。想来这都是仔细揣摩田先生的方法又反复操练的结果。

　　我的研究涉及思想史和制度史，但主体内容还是政治史，所以在写作过程中，田先生的影子常常会出现在眼前。有时遇到困难，还会翻翻田先生的书，看他是如何处理类似问题的。有朋友说，在田先生教过的学生中，我比较像他。听到这样的议论，我很高兴。但我也知道，我学田先生只是学到些皮毛而已。田先生是大家公认的文章高手。他分析问题的睿智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一半来自勤奋，另一半应来自天赋，而天赋不是旁人能学到的。在当今史学界，特别是政治史领域，田先生的研究具有典范意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在教学中也常常提到田先生，不仅介绍他的重要观点，也分析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希望下一代学生也能从田先生那里学到东西。

　　田先生一生，作品不算多，但精品率很高。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拔史探》三部著作，都在学界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些著作，我都仔细读过，还应白寿彝先生之约，为《史学史研究》写了篇《东晋门阀政治》的书评。当时应下这件事，主要是想借此机会仔细揣摩一下田先生的研究方法。我那时还年轻，在政治史研究方面缺少实战经验，因而对田先生的理解还很肤浅，书评也写得比较幼稚。值得一提的是，田先生在给“门阀政治”下定义时，说“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又说“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这与学界流行的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都视作“士族政治”有所不同。我在书评末尾，就此提了一点看法。田先生看了书评初稿，回信说“有批评意见，这增加了书评的公允度”，并表示要再思考这个问题。后来田先生又对我说，有台湾学者发表书评，也提到“门阀政治”定义问题，并说：“两篇书评提到同一个问题，说明这里确有问题。”若干年后，《东晋门阀政治》再版，田先生做了改动，并在《第二版序》中写道：“《自序》中曾说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正文中也有类似的提法，这个提法易生歧义，再版中删去了。”通常情况下，学生给老师写书评是不写“批评意见”的，但我还是写了，因为我知道田先生是大学者。大学者都有大胸襟，不会因学生提出不同意见而不快。相反，他们会期待和鼓励后学登上自己的肩膀，去触摸新的高度。

　　田先生走了，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