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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家(楼劲)

  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家

 

楼劲

 

 

2014823日晚,田余庆先生出席第八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并座谈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史家,田余庆先生的杰出,不仅体现于他的著作,更在于他学术生命的澎湃。

  1225日晨,电话里传来田余庆先生猝然去世的消息。虽明白这是寿者之逝,却仍终日悲不能已。猝死在感官上或触动较小,但在精神上,面对不及告别的世界,刹那间可能也会有深的苦痛。作为史家,田先生于亲人,于世情,于整个世界自会多一分感知,而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史家,田先生一生又更多地集聚了其中的悲欣,这都不能不令人细味而思绪如潮。

  史家命运与时代休戚相关,田先生晚年亦萦怀于此。其《〈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一文,论至当时政治与史官遭逢及其史风沉浮之关联,即于历代史家的共同困境再三致意。田先生的《八十自寿》四首,历尽风雨后的淡定与守望中,也浸透了时代对史家的强烈影响。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潮流下,家国存亡兴衰、个体悲欢离合,解放与束缚、赋予与剥夺,错综交织,旧死新生不绝。而身为史家,因可理其脉络而明其底蕴,更可臻于觉悟而放思未来,但既身处一波又一波复杂变动的时代,遂不免少年春风而壮岁悲秋,或晚来偏安而幼时丧乱。故从身体、情感至于心志,莫不历经磨难,多遭坎坷,虽出处有别而际遇不同,然其认知与存在之相去悬远,所思与所著之难以无碍,心头尤多冲突而创巨痛甚,其致一也。

  田先生当然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家。这是因为他与我们的亲近,与我们一起走过了二十一世纪中国这开头十几年;更是因为他的著述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起伏紧密相连,他的思想代表了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感知和体悟。现在回想,田先生已近衰朽的身体,与我们一并承受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喜怒哀乐,又当具有何等强大的情感和心志?近十年来我到田先生家受教问对,次数不少,每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气象,他都会说:那真是“活泼泼的思想”!有一种青年般受到召唤的欣喜。他最敏感于那些专制的、等级的、世袭的东西,总能一眼见其来自旧时代的污浊,并以“很腐朽”一言以蔽。我总觉得,田先生内心早有一个古今贯通的历史框架。延续两千多年的老大帝国向现代迈进,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根本问题,各种理念和实践及与此相连的集团反复冲突、平衡,遂以至今。而他对此的观察,确是始终放在整部古代史基础上展开的,也仍继续带着他最为精熟的政治史和集团分析印记,不过其旨趣递进,也早远不止此。证诸田先生史著,从《东晋门阀政治》到《拓跋史探》,他的研究自南而北愈趋深邃,运思行文则从畅达明丽转为沉郁伤感,更极其醒目地出现了文明与野蛮、共生与发展、物质增长与精神痛苦等新的主题。对于这样的转变,田先生自己形容是“趑趄而进”,而催驱他暮年衰病仍不断思考、突破、升华的,不正是因为我们的时代已面临着这些根本的挑战么?

  若论身为史家而与同时代人共命运,或因治史明事而心头尤增曲折跌宕,田先生与历代史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家并无区别。要说不同,只是因为他的杰出。历数古今中外学者,同处艰难竭蹶,同受时代局限,惟杰出者能于山穷水尽处突破,也惟杰出者能在更大的磨难中埋下种子,积蓄养分,开出更加绚烂的思想花朵。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史家,田先生的杰出,不仅体现于他的著作,更在于他学术生命的澎湃,尤其是他晚年独具的巨大定力、原创力和一系列突破,使他无愧为二十一世纪中古史界反思开新的奠基者。

北京近年雾霾愈多,田先生已很少外出,蓝旗营小区他家那间朝北的书房,已是中古史界所有青年才俊最为向往的地方。我曾向田先生提起此事,戏称为“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他脸上竟有一丝羞怯的不安。田先生表情威严、眼神锋利,是很著名的,这与他的宽厚、谦逊有反差。他也经常流露出童真,与观尽沧桑的睿智和悲悯同在,这是我最为欢喜赞叹的一点。在一个时代占据重要一席的学者,不仅其成就和道路无法复制,在生命征象上往往也甚复杂而独特。田先生于圣诞日去世,2015年就要来临,周围一切如昨所见,夕阳透过薄雾穿进窗户,他案头摊开的书上眉批灿然。那些聆听他教诲的日子恍若重现,每当光影逐渐黯淡,告别时先生笑容生动的挥手,这一幕幕已再不可得而永留我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1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