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辽金史

――刘浦江先生笃行而未竟的事业

 

恩师刘浦江先生离世之后，生前友朋及各家媒体纷纷撰文回忆、评述其生平学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多赞誉他为“辽金史巨擘”、“辽金史研究第一人”。先生在辽金史领域的杰出贡献，学界有目共睹。不过，作为受业弟子，在蒙受他言传身教的日子里，我们深切感受到先生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断代史专家，而是怀有更高的学术追求。先生为此付出的种种以及取得的诸多成果，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被其辽金史研究的光芒所遮蔽，而不那么容易引人瞩目，这里谨结合先生的相关学术经历略加陈述。

 

一、“入于汉学”：精深的文献功底与通贯的文献意识

 

先生治学由文献学入门，可以说，文献学构成了他学术大厦的基石。先生对文献的浓厚兴趣，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求学期间，便已明显展露。他曾对我们讲过这样一件趣事：大学二年级时，邓广铭先生邀请王利器先生到北大历史系讲授文献学，刘师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典籍的文献源流通通梳理一过，完成了一份长达20余万字的课程作业。据说当时不少同学纷纷提出共同署名，以避课业之累。这篇长稿虽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学术作品，但先生对于文献学天然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大学毕业后，先生自称去了一个“说是机关又不是机关，说是学校又不像学校”的地方任教四年，“游离于学术界之外”。但在这四年里先生并未蹉跎岁月，而是自发地对作为文史津逮的《四库全书总目》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效仿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撰写了若干文稿，这些积累无疑为此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调入北大后，他持续开设“《四库全书总目》研读”课程长达二十余年。正是在长期浸淫《四库总目》的过程中，先生逐步确立起一种整体通贯的文献意识，并将其内化于具体研究之中。

先生通贯的文献意识集中体现在他这样一段话中：“史料熟不等于文献熟，史料熟只是局限于某一断代，而文献熟则是一种整体的感觉。一旦文献熟了，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史料都可以从容处理。”正是这样的意识与能力，才使得他能够在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发现问题，并探寻问题背后的深层意义。

 

二、“出于宋学”：全局性的问题意识与深刻的学术关怀

 

先生在《松漠之间》自序中称：“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我向来有两个原则：一是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二是追求难度系数，偏好难度较大的、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未能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意识的激发下，他写出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解决了诸多“既大且难”、关涉全局的学术问题。

正统与德运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先生对此有过长期的关注与深入的思考。《“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一文，即对德运学说终结的缘由做了通盘的考察，揭示出两宋时期传统政治文化的重大转型，及其对中国古代后期历史的深远影响。《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则以辽金两朝的正统性为线索，系统地剖析了辽金元明清历代对北族政权的政治定位问题，进而勾勒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又如阻卜与鞑靼之谜，是困扰自王国维以来中外学人的一道世纪难题，《再论阻卜与鞑靼》通过全面考索辽金元文献及契丹、女真文字材料，终于破解了这一谜团，为阿尔泰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即便是辽金史范围内的具体议题，先生也时时表现出统摄全局的眼光，如《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一文，便是将金初的国都问题置于整个北族王朝政治体制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颇具启发意义。

不难看出，先生内心深处的学术旨趣在于关注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与脉络走向，这种深刻的学术关怀显然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断代史研究的范畴，而是在努力探求一种多元的研究路径和恢弘的学术格局。

 

三、走出辽金：跨断代的学术气局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

 

针对当今学界在研究视角与学术格局方面所存在的不足，先生曾感慨，如果仅按照目前通行的专业人才教育模式，大概只能培养出“中规中矩的专家”。有鉴于此，他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力图突破断代与学科的藩篱，以期进入一种通达的学术境界。

在已发表的成果中，最能体现先生跨断代气局的当数围绕华夷观念与正统问题的一系列论文。《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倒错”的夷夏观？――乾嘉时代思想史的另一种面相》（待刊）、《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上述关于德运问题的两文，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研究直接反映了先生近十年来的主要用力方向，其上起魏晋、下迄民国，所涉时段之长，格局之大，在当前严守断代史楚河汉界的治学模式中，显得弥足珍贵。

先生还尝试将传统的历史学考据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他对契丹人名、字问题的研究。在《契丹名、字初释――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父子连名制》、《再论契丹人的父子连名制――以近年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为中心》两文中，他充分利用契丹语文材料，并结合民族志资料与文化人类学理论，首度揭示出契丹人父子连名制这一不为人知的特殊民族文化现象，是跨学科民族史研究的典范。此外，《契丹人殉制研究――兼论辽金元“烧饭”之俗》一文，在参合传世文献、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引入文化人类学中“割体葬仪”的概念，对北方民族的人殉制度做出了全新的阐释。

先生跨越断代与学科的研究，绝非凭空而来，而是他通贯性的文献基础与全局性的问题意识所产生的自然结果。他经常教导我们，治史者应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并在其最后一次学术演讲中精辟地提出“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回首先生不足三十载的治学历程，我们隐隐发现，先生一直在用生命诠释着这一学术境界。可惜，一切都戛然而止了！就现有成果而言，先生的研究早已跃出辽金史的范畴；不难想象，若天假以年，他必然会开拓出更加宏阔的学术天地。其实，恩师病中就曾谈到：“如果我的病能好，今后的研究重心就不想再放在辽金史上面了。”斯言犹在耳……走出辽金史，再看浦江师，或许，我们可以对先生的学术气局与学术追求有一番新的认识。

 

受业弟子 共书

二○一五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