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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上学记

北大上学记


罗琨

 

 

 

 
1961年和宿白先生合影


    1958年,我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毕业,考取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发放录取通知的前一天,我们还在参加中学组织的街道工厂劳动和街道扫盲工作,到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才剪断系联母校的脐带,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北大是我熟知的学校,上小学的时候,我家住在西老胡同,每天都要经过北大理学院的大门。那时父亲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工作,我也曾随着父亲去过五四操场和北大红楼。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7~1911年我的外祖父曾在那里任教务提调,专办学务;1909年我的祖父罗振玉也从学部调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筹建农科。1919年正在北大德文系读书的一位舅舅因参加五四运动的游行示威,曾被关在午门内;1922年另一位舅舅则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研。而就在1958年前后,一位姑母家的表姐在北大读地质地理系,且为侯仁之先生的副博士研究生,另一位姑母家的表兄正在北大读化学系,后来专攻尖端科学。我的同班同学也有不少考上北大、清华,所以我觉得自己考取北大是一件太平常的事了。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知道1957年姐姐考上北京农业大学,父母很高兴,告诉她农大的前身就是祖父创建的京师大学堂农科。所以我想这时父母更多是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曾有过约言:“伏生有女传经史,莫羡邻家占梦熊”。


  我从小喜欢乱翻书报,高中时知道了苏联发掘了花拉子模城,又读了一本苏联小说《成吉思汗》,讲到花拉子模城的毁灭,开始对田野考古及通过考古,发掘、复原被岁月淹没历史的工作很着迷。回首往事,我常想就像《成吉思汗》里羸弱的小图干一样,他的影子被缝到了托钵僧的斗篷上,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我也是从那时起,就把自己的影子和考古学缝到一起了。而且后来因为身体不好,系总支书记吴为能找我谈话,希望我转到历史专业,但我还是毫不犹疑地谢绝了组织的好意,坚持留在考古专业。

  我在北大正是1958-1963年,正值反右过后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小高潮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但当时北大还是重视教学的,这五年的记忆就是劳动、运动、抓教学质量。

  劳动,我们参加过首钢的大炼钢铁;农村的抢种抢收;北大的建校劳动,参加过修建北大的石砌围墙,听说吕遵谔先生是砌虎皮墙的高手,而虎皮石是我们肩挑、手搬,穿过半个校园运去的;参加过“一百号工地”(分校)迁坟、修路……劳动的高潮延续到经济困难时期。不过在当时,和市民比,大学生的粮食定量还比较高,和广大农村的同龄人相比,我们更属于“幸运儿”。

  每当一个运动高潮过去,抓教学质量就被提上日程,除了在文史楼和各个教室楼间奔波上课,还要奔波找自习的场所。1960年代前后北大的生活条件,当然不能和后来相比,下乡、下厂、各种劳动等,虽然繁重,为过去所不曾经历,也由此病过几场,但使我了解了象牙塔以外的生活。磨砺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其他活动多了,学习时间少了,使我懂得了珍惜,而学习考古专业课,就像是追随托钵僧去探索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对我有无穷的吸引力。

  燕园的生活还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参加“大搞科研”,好像是 1960年寒假,学校再度掀起大搞科研,班上大部分同学参加编写《北京史》(《北京文物志》),首先是下去调查,回来编写、讨论提纲,重点在于如何“突出红线”,记得张永山讲他是去焦庄户调查地道和抗日战争的地道战。我作为刚修过石器时代的考古班的学生,被分配到世界史教研室,参加编写世界史讲义的课题。在批判“科研大跃进”的过程中,曾谈到“由低年级为高年级写讲义,不啻为笑话”。确实,科研工作不适宜采取“大跃进”的形式,作为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在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班子里也起不了作用,但在我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寝室没有暖气……但迈进世界史教研室就像进入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齐思和先生十分风趣又平易近人,一些青年教师就像孩子一样围绕在他的周围。而我,总是坐在角落里默默地、饶有兴趣地观察并倾听他们的一切。当然,还有工作,在我,主要是学习,我读了当时出版不久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第一卷后,带着问题找到了严文明先生,先生给我开了一个书单,告诉我了解这些问题要看哪些、哪些、哪些书,第一次给我指出科研工作的门径。

  大学生活也有很多有趣的事,同班有十位女同学,大学五年室友都是同专业的,除了外出实习、劳动,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在我下铺几乎是住了五年。同室三年多的是57级毕业分到考古所的曹延尊、刘一曼。初进北大就同室,前后住了一年多的是李东琬、许爱仙。57级毕业以后,我们又和59级的林秀贞住于一室。这些室友们都很有事业心,很用功,和他们相处都很融洽,她们至今大都不枉一生,取得很多成果。

  记得到北大报到后的第一个周末,同为家在北京的我和李东琬都决定不回家,因为萦绕心间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十八岁/对于人生/只有一次/年轻人/一定能代表所有的孩子/向年长一代战斗者说/我们要改变大地的生活”。十八岁,我们成年了,该独立了。

  记得分专业不久,57级曹延尊、刘一曼刚从周口店发掘工地回来,带回来发现的鹿牙和鬣狗粪化石,得知我们是考古班的新同学,在上交系里之前,特地取出让我们开开眼。我第一次面对她们带回的“圣物”,轻轻抚摸这些远古世界的见证。

  转眼四年过去,五七级就要毕业了,1962年是他们在校的最后一个新年,除夕之夜,曹延尊、刘一曼、樊锦诗和我在二十七斋的寝室里畅谈毕业后的工作,憧憬未来,直到午夜临近,才匆匆跑到大饭厅参加聚会,元旦钟声响了,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约十年后再会。在我们年轻的心中,十年是十分漫长的,我们能做很多的事,会有很多体验可谈。然而直到2005年中秋,才践行了重聚约言,这本应是一次愉快的聚首,四十年,为了青年时代的理想我们都尽了力,并且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四十年,我们都经历了很多苦辣酸甜,但是只有三个人走过来了,曹延尊英年早逝,想起她的未竟之业和当时尚不解丧母之痛的幼子,在莫高窟前、在中秋之夜清冷的月光下,禁不住无语凝噎。


  我们58级分专业早,参加田野考古较多,尤其是“认识实习”为其他各届考古班所不设。在田野工作中,我们的实习包括了从测量、开方、挖土到用小铲清理发掘、绘图、刷陶片、拼合、简单地修补、画图、整理,对学生是很好的锻炼。

  1959年认识实习,参加陕西华县发掘,先在遗址区,记得挖的第一个灰坑,靠坑壁有一个坚硬的二层台;后来发掘一座地穴式的房子,中间一个柱洞。这是一座用一根柱子撑起遮挡风雨棚顶的椭圆形房子,坚硬平整的居住面上,留下一个陶灶,一堆螺蛳壳,房子的主人是怎样的人,当陶灶点燃的时候,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曾引起我长久的遐想。

  后来我们班分配在遗址区和墓葬区的两组调换工作地点,以便对两种遗迹的发掘都有感性认识。我则被分配到修补室,帮助工作并学习修补技术。我的师傅是考古队请来的一位当地教师――紫娃,手很巧,在这里我看到、学到不少修补、复原的技巧。

  在华县,除了参加田野考古,当时的苏联留学生刘克甫给我们讲授摩尔根《古代社会》。课堂在室外,他让我们“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半圆,就开课了。纠缠起拗口的亲属称谓,是别有一番乐趣。

  1960年,怀柔发掘是抢救性质的发掘。这是我第一次发掘汉墓,很开眼界,第一次知道了用探铲可以准确找到墓葬四界。这批墓葬保存不错,有漆器,可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保存。这次发掘虽然天寒地冻,条件也比较差,但我的“方长”喜欢唱歌,而且唱得很好,一面以半蹲半跪的姿势剔骨架,一面陶醉于墓坑中的歌声,真是一种难忘的经历。这次发掘结束,我们还在当地大庙里办了一个展览。

  1961年,雪山发掘是正式的生产实习,以前发掘都有高年级带领,这次是独立工作,邹衡先生要求严格,多数同学很受教益。当然,先生不仅严厉,也很关心学生的方方面面,当时我和张永山在一个探方,曾发现一座少见的圆形房子,先生看见很高兴,立即给发掘者和房子合了一个影。后来我看到先生在《手铲释天书》中讲,主持洛阳王湾发掘,工作进展顺利,不仅“对成仰韶、龙山完整陶器共达500余件”,还有“6位男女同学,居然对成了终身伴侣”,从而感到“有说不出的欣喜”,我才明白那也是先生对我们未来的美好祝愿。

   1962年,毕业前的专题实习我参加的是山西组,共五人,包括张永山、曹定云、徐治亚、祁惠芬和我,指导老师是苏秉琦先生。在山西侯马,具体指导的是工作站王克林先生(北大考古专业52级),由王先生带我们踏勘、考察周边遗址,介绍要我们整理的遗存出土情况等等。苏秉琦先生是在我们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时才去的,检查我们的器物排队,型式划分是否得当等。当时在侯马有不少先生的学生在那里工作、实习。先生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就像过节一样,学生们纷纷汇报工作、请教问题,除了畅谈学问外,先生还请大家吃了羊汤。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真是一种难忘的美味。

 

 

  回首此生专业的选择和学生时代,我确实是很幸运的,第一件幸事就是我出生在一个父母非常明智的家庭,他们很重视身教,而且不仅爱子女,更懂得如何爱、如何教育,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子女开创自己的道路。

  更为幸运的是,我读北大是在1958-1963年间,在这里我们受到磨砺,懂得了珍惜,更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在校期间虽然运动多、劳动多,读书的时间打了折扣,但同时很注意抓教学,大学教育的专业训练基本没有缺失,尤其是系领导说:“都是劳动,考古班与其上工厂农村,不如去考古工地”,于是我们获得更多田野考古实践的机会。这段经历,对于毕业后转入史学领域的工作者尤为珍贵。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或稍晚,一次学术讨论会中间,参观二里头遗址,当时对于二里头文化的性质以及夏商分界断在哪两期之间,有多种看法,争论难分难解。在邹衡先生旁边看陶片的一位历史所先秦室主任说:如果能让我把一个灰坑从头做到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旁提醒他说,各种不同意见的论者,可都是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抬头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订正我说:“岂止是多年”。我想学历史的若有多一点的田野工作实践和见识,就不会这样简单地看问题,历史学和考古学者也能够更好地合作了。( 罗 琨 )

(罗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58级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中国文物报》2012年5月2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