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系友会

我在北大的第一个学期(张帆)


我在北大的第一个学期

作者:张帆 历史学系系主任,历史学系1982级本科生
来源:北大青年微信号:pkuyouth

《北大青年》报社同学前来约稿,希望在新学年开学之际,向2015级新生谈一谈我在北大的“经历与感受”,还有“忠告与寄托”。虽然比新生虚长30岁,但我是个糊涂的人,年近半百,对人生的很多问题也没想清楚,如果妄谈“忠告与寄托”,无非是讲一些尽人皆知的大道理,充其量也就是心灵鸡汤水平,所以只能谈谈“经历与感受”了。简单回忆一下我在北大的第一个学期,就算管中窥豹,帮助大家了解一点过去的北大吧。

(一)

我是1982年考上北大的。我的“第一个学期”,也就是82至83学年的秋季学期。当时北大的校园布局,和现在相去不远。30多年来,北大校园的南、西、北三面围墙都没有动,围墙扩展主要是在东面,尤其是东北部。在校园里面,也是东部的变化比较大,因为这里是教学区,重建或新建了很多教学楼,其他区域变化相对小一些。

 

1983年4月张帆在北大南门。南门是当时北大最主要的校门。

与校园内部相比,校园外围变化要大得多。当时北京远远没有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只有二环和三环路,没有四环路,北大外围的好多地方都是空地、菜地或平房。从北大南下到二环路以内,我们都称为“进城”。现在北大周边的各条公交线路,能追溯到82年的大概只有三条:开往动物园的332路,开往新街口方向的331路,开往北太平庄方向的302路。332路是我们“进城”最常乘坐的线路,因为它的车站离学生宿舍区很近,而且通过它坐到动物园或白石桥,就可以换乘很多通往市中心的线路。可惜当时332线路外侧的两行参天白杨树,早已不知去向了。

现在北大校园内外餐馆林立。当时要想改善生活,可没有这么方便。只有两个地方可去,一是现在的农园餐厅,当时还是低矮的平房,叫燕春园。二是北大南墙外马路对面,略微靠西的地方有一座二层楼的长征食堂。虽然名为“食堂”,但其实属于餐馆(“食堂”是文革时期改的名),与燕春园一样,都是卖单炒菜的。对于天天在校内学生食堂吃大锅菜的我们,到这两个地方吃单炒菜是难得的奢侈之举。我家里亲戚较多,偶尔有人来北京出差,就会带我去“改善”一下。印象中最好吃的菜,在燕春园是鱼香肉丝,长征食堂是溜肝尖。餐馆早拆了,但这两个菜的味道总是留在记忆里面,和在其他地方吃到的感觉不同。

 

1984年秋张帆(右)与同学F君(现在教育部工作)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门前留影。并未在此用餐,仅仅照相而已。当时的全聚德烤鸭店在北京只有两处店面,即和平门和前门。两人上衣上面口袋里插的两只钢笔,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

那时的娱乐也很贫乏。拿第一学期来说,主要的娱乐只有两项,低端的是打牌,高端的是看电影。打牌的输家要钻桌子以示惩罚,就是从宿舍里长方桌下面较长的方向钻过去,其余人往往把桌子抬起来前后移动,不让钻的人顺利过关。82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晚上,我曾经创下连钻11次的班内记录。

看电影,主要是在第一体育馆东侧的东操场看露天电影,个别时候办公楼礼堂也会放映室内电影。现在的大讲堂,当时还是简陋的平房,叫“大饭厅”,至少在82年还是作为食堂使用的,不放电影。记得在北大报到的第一天(9月几号记不清了)晚上,东操场就放映电影,好像是《孔雀公主》。晚饭后,许多人扛着方凳走向东操场,我也慌忙扛起学校刚刚配发的方凳汇入了人流。校园里人人扛着一个方凳向相同方向进发,是很壮观的场面。看完电影出了问题,只记得宿舍在38楼,却不知道38楼该怎么回去。只好沿路打听,绕来绕去才胜利返回。现在不觉得北大校园很大,可当时的感受却是:北大太大了!在校园里都能迷路。就这样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进入了梦乡。

今天四环路海淀桥南边的图书城步行街,是当时北大周边唯一的商业区,我们课余时间“逛街”只能来这里。从北大南墙西部的一个小红门出去(这个门现在已经封闭),越过马路,进入一个叫“军机处”的短胡同,右拐进入一个叫“老虎洞”的较长胡同,出胡同左拐,就到了这片商业区。那时这里还不叫“图书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和一家卖旧书的中国书店。除去这两家书店外,我们常去的还有一家百货商店和一家文具店。其他店铺,印象就不太深了。

(二)

那时的本科教学基本上还是传统套路。拿我们的第一个学期来说,没有通识教育,没有跨系选课,没有小班教学,甚至也没有课堂讨论,只有五门必修课,学习内容就是听课,背书,考试。

五门必修课,包括三门专业课和两门公共课。专业课是祝总斌老师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上)”、朱龙华老师开设的“世界上古史”和崔统华老师开设的“中国历史文选(上)”。这三位老师早已在历史系退休,现在年登遐龄,身体都还不错。公共课是程朝翔老师开设的英语和王兰媛老师开设的哲学。程老师当时刚从英语系本科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很多。前些年担任北大外国语学院院长,已经卸任。王老师后来很少见到,现在也已年过八旬。

总的来说,入学后第一学期的学习方式好像和中学没有很大差别,对我尤其如此。我大概是到了二年级,才稍微明白历史研究是怎么回事儿。但也有和中学明显不同的地方。首先是两门通史课的教学,即“中国古代史(上)”和“世界上古史”,虽然各有指定教材,但老师并不完全按教材讲,在内容安排和进度上有自己的一套体系。这两门课的考试,背笔记比背教材更重要。其次,大多数课程都布置了不少参考书,要求在课外阅读。后来逐渐知道,这些参考书并不需要全读,和考试也没什么关系。但一开始,出于对大学教育的敬畏,大家都在图书馆排队借参考书。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大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恩格斯《反杜林论》,这是哲学参考书单中排在前面的一本。借后没几天就还回去了,因为以我当时的水平,根本看不懂《反杜林论》。

那时还没有“绩点”这种东西,也不搞班级排名,期末成绩60分和100分效果是一样的,因而有“60分万岁”的说法。只是大家觉得上北大不容易,不好好学习说不过去,所以期末复习都很辛苦。但另一方面,主要受高年级同学影响,又普遍存在一种蔑视分数的情绪,似乎高分必然低能。因此从不炫耀高考分数,期末考试成绩除很熟的同学外,也不互相打听。我只记得自己那个学期的期末成绩都还不错,但具体多少分早已忘掉。

第一个学期只有五门课,因此有很多课外阅读的时间。一开始都去借各门课程指定的参考书来看,没多久就把参考书丢开了,各自看自己想看的书。我当时看了很多文学书。在高中的时候,我朦胧地有一种要当作家的理想,以考上北大中文系为目标。没想到中文系82年在我们家乡不招生,只好改报历史系。要是在今天,我一入学就会去选中文系的课,然后争取转系。可当时没有这种机制,低年级无法跨系选课,转系更是天方夜谭。因此只好老老实实学历史,课余看一点文学书。后来知道中文系并不怎么培养作家,学历史也慢慢找到一些感觉,就死心塌地在历史系学了下来。

打算认真学历史,并且以后研究历史,其实也发端于第一个学期,82年11月,也就是入学后两个月,我们到昌平劳动一周。一天晚上,我和几位同学陪同班主任李孝聪老师在北大昌平园区的院子里散步。聊到《资治通鉴》,李老师建议我们读一下这部书,说,你们将来如果搞历史,早晚要读《资治通鉴》。我听了李老师的话,真的开始读《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每天读一卷,到二年级开学后读完。

说是读,其实只是翻阅。很多地方看不懂就跳过去,拣能看懂的地方看。就这样翻下来,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了和阅读教科书不一样的感觉,真切地感到历史很有意思。甚至对司马光产生了崇拜之情,一度打算找人刻一枚图章“温公门下走狗”,没找到人,只好作罢。

二年级读完《通鉴》之后,又鼓起余勇,继续读《续资治通鉴》和《明通鉴》。这两部书水平和《通鉴》远远不能相比,但我也硬着头皮翻完了,照样每天一卷。后来我选定中国古代史为专业,与从第一学期开始翻阅《通鉴》的经历大有关系。李孝聪老师是我们系历史地理和古地图研究的专家,几年前已经退休。当年他那番话或许只是随便说说,但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

80年代的大学生活比现在艰苦很多。38楼的男生宿舍,每间不足二十平米,要住七个人。进屋左右两侧各有两张上下铺的铁床,中间是两张略呈长方形的方桌。八个铺位当中,七位同学各占一个,剩下一个用来堆放行李。所谓行李,就是每人入学时各自携带的木箱或皮箱,铺上放不完的就放到床下面。只有一个书架,基本上每人占一层,其余的书只好堆到各自床铺之上。

 

1982年10月宿舍同学合影(38楼226室),前排正中为张帆

虽然居住条件很差,但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不适应。相反因为刚到北大,大家普遍比较亢奋,熄灯后总是躺在床上继续海阔天空地神聊。一天同学C君突然说,我们这么能聊,不如把宿舍命名为“聊斋”吧。第二天就写了大大的两个毛笔字“聊斋”,贴在房门上方。这两个字一直贴到毕业。

入学不久,学校根据学生个人申报的家庭经济状况评定助学金。助学金共分五等:一等22元,二等18元,三等14元,四等9.5元,五等4元。还有少数同学属于第六等:没有。我家在城市,条件尚可,当时评为第四等。家里每月寄给我生活费30元,加上助学金,每月就有39.5元可用。如果有亲戚出差路过来探望我,还会给我10元或5元。因此我的手头是比较宽裕的,在班里被起了外号叫“张有财”。

虽然号称“有财”,但受到环境和个人性格影响,我平时却厉行节约,十分抠门。这主要表现在伙食上。当时在食堂吃饭要提前购买饭票。饭票共分四种:买菜或副食的叫菜票,买主食的包括面票(买面食)、米票(买米饭)和粮票(买粗粮)。三种主食饭票,每月购买总额的上限为36斤,这是当时国家对成年男性的粮食供应标准。购买主食饭票也要交一些钱,面票每斤2角、米票每斤1角6分,粮票每斤1角3分。这样,拿一张面票就可以买到一个馒头,一张米票买二两米饭,一张粮票买两勺玉米面粥。把这36斤配给的主食饭票按一定的搭配比例全买下来,也就是几元钱。印象中我当时每月买主食饭票花6.29元,这个月的主食就解决了,还能略有节余。

花钱较多的是买菜票,节约也主要是少用菜票。在第一个学期,我坚持每月只买10元菜票。这10元菜票怎么花呢?午饭、晚饭都买最便宜的菜,午饭2角,晚饭1角。早饭的副食是四分之一块腐乳,只要花1分钱。本来腐乳最少只卖半块,2分钱,我买了以后分两天吃。这样,每天花掉的菜票只有3角1分,一个月绝不超过10元。基本上,这就是在保证顿顿有副食前提下的最低消费水平了。加上有些时候因为班级出游、同乡聚会、亲戚探望等原因,没在食堂吃饭,一学期下来,我每个月的菜票都有所盈余,到期末居然攒到六元多。

这六元多菜票,我在期末考试的10余天内全部花光,每天不是煎蛋、鸡腿,就是腊肉、香肠,大快朵颐,好不过瘾。记得83年1月15日,一顿晚餐就用掉6角菜票,达到我们宿舍单餐消费的新高。这种土豪享受大大抵消了复习考试的痛苦,期末考得不错,想必和充分解馋很有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市地方粮票和北大食堂菜票,85年以前的菜票是纸质的,最高面值1角,后来菜价上涨,85年开始印制3角菜票。

这个学期,我们宿舍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撰写班级大事记。当时宿舍七个人每周轮流值日,任务不过是打开水而已。一次在熄灯后的聊天当中,大家忽发奇想,说我们既然上了历史系,就应该从身边做起,逐日纪录班级历史。将来材料积累多了以后,可以编成纪传体史书,我们七个人列入“本纪”,关系好的同学列入“世家”,其他同学列入“列传”,女同学编为“列女传”。聊得热火朝天,兴奋不已,决定第二天马上开写,按照值日次序轮流执笔,定名为“聊斋大事日志”。

这部“大事日志”写了不到一年,第二学期后半段逐渐停写了,值日工作仍然只限于打开水。停写的原因很复杂,比如第二学期学习压力加大,一些同学慢慢地没有心思再做这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记录历史没有那么简单,每人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写,拔高自己,调侃别人,很难做到“据事直书”。在没有什么“大事”的情况下,记录流于猎奇和娱乐,例如写某人被老师提问狼狈不堪,某人滑冰摔得鼻青脸肿,某人与某女生有关系暧昧之迹象,不是添油加醋,就是捕风捉影。当这些事发生在执笔者自己身上时,他却隐讳其事,不作记录。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加深了我们对历史记载客观性的理解。而且我班一年级的各项活动,大都能有日期可查,还是得益于这本残缺的“大事日志”。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平与30多年前相比有了巨大进步,但我还是常常怀念那个时代。当时有一首广播里播放频率极高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演唱者是现在习总书记的夫人彭丽媛),非常能够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情,包括我和我的同学在内。尽管物质生活贫乏,但精神是充实和乐观的,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要是真能“穿越”回到过去,我首选的时间就是1982年9月,因为那是我人生一个新阶段的起点。当然还要保证能再穿越回来,现在的我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生活条件了。

  在希望的田野上 彭丽媛 - 演唱中国民歌


(以上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