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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60年前的历史系学生

              我们是60年前的历史系学生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我们是64年前1952年入学,1956年毕业的9位历史系学生(5男4女),于毕业60年后的2016年10月25日又相聚在燕园,坐在历史系的贵宾室里,欢声笑语,抚今追昔,仿佛又回到60年前入学的时刻。历史系领导王元周、徐健、黄春高以及办公室人员和我们一同座谈,还有两个年青学生为我们拍照留念,使我们这些年过耄耋的老人衷心感激,倍感亲切。
  一个甲子前的年岁,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记述那时的学习生涯,也是为我们系留下一些历史记忆。
  我们是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后被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的。1952年8月在全国六大行政区考试,由各区分别阅卷,各高校根据考试成绩和报名志愿录取。当时一共要考8门课,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考两天。北京大学历史系那年一共录取了60名学生,入学后分为历史专业40名,考古专业20名。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各方面急需人才,旧社会的教育事业不发达,所以应届毕业生人数很少,招生名额不够数,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当时号召社会青年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又在全国抽调年青干部,突击培养,让他们也参加考试,成绩合格者也可录取。因此在我们班有一些调干生和社会青年,全班学生岁数小的17岁,大的27岁,有的已经结婚生子。
  年青的人民共和国给予全国大学生以优渥的待遇,使我们的生活有了保障。我们在校学习4年8个学期,没有交过一分学费,膳宿费也由国家提供。每个大学生每月伙食费15・5元,相当优厚。到了1956年的第8个学期,才改为学生伙食费自己交纳,根据家庭经济情况,交纳全部或1/2、1/3不等。大学生中的调干生,还可以领取国家发放的津贴。那时也没有学位制,大学毕业后就是大学毕业生而已。毕业后不用自己去找工作,由国家统一分配。我们填写志愿时第一条都是填写的“服从分配”,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去,没有和国家讨价还价的。
  幸运的是,我们4年的学习生活中,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只在三年级暑期前夕参加过短时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学校的教学一直正常进行。当时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参考英美”。记得当时说苏联主张“教学计划就是法律”,所以不能随便更改教学计划,必须按规定执行。我们52级学生最值得欣慰的是得到名家的传授,在我们的课程中,有林耀华的《原始社会及人类学通论》,夏鼐的《考古学通论》,裴文中的《石器时代考古学》,张政�R的《先秦史》,余逊的《秦汉史》,邓广铭的《唐宋史》,邵循正的《中国近代史》,齐思和的《世界中世纪史》,杨人�F的《世界近代史》,周一良的《亚洲史》,向达的《中国考古学史》,唐兰的《古文字学》,徐邦达的《中国美术史》,傅振伦的《博物馆学通论》等。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同学们孜孜不倦的学。考古专业的同学在4年级离校赴陕西西安进行考古实习,在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兴邦、王伯洪老师的指导下,第7 个学期参加了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第8 个学期参加了长安县西周墓葬发掘。经过大学4个年头的培养,我们牢固地掌握了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终身受益。第一学期临近考试时,学校学习苏联推行口试制,由老师出许多题目,学生到考场抽签,抽中哪道题就回答它。笔试时,学生可以大致猜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一些重要问题,或老师讲课时关注的问题。口试就范围很广,不知道你会碰上哪一道题,所以我们十分紧张。记得第一次口试,大家推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调干生去应试,结果他只考了个4分(口试是5分制),弄得我们更紧张了。后来慢慢习惯,口试也就不那么可怕了。
  更值得庆贺的是,我们毕业时,正当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的大好年华,全国一片向科学进军的呼声,各机关、各单位都纷纷要人,扩大编制,将科学研究搞上去。所以当我们拿着毕业证书走上工作岗位时,不论是留校、还是到科研单位,或其他大、中学校,几乎做到百分之百的专业对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使我们大家终身为历史学、考古学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回首离开母校60年的日子,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青春年华的我们,经历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反右斗争,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每个人都多次被下放农村劳动,下乡参加社教运动,还当过“五七”干校的“战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但我们仍然在断断续续、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钻研和探讨。因为我们有牢固的专业思想,热爱历史、热爱考古,愿意为之奋斗一辈子。改革开放后虽然年近半百或年过半百,仍然进行努力。因此,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中,52级学人的著述并不少见。其彰明较著者如《中国边疆史地考论》、《元代史》、《近代中英关系史》、《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中国北方考古论集》、《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等等,不一而足。
  当今,已过耄耋之龄的我们,并不慨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而是自豪我们没有辜负祖国的培养,在祖国的历史学、考古学工作上,有我们的一份贡献。
  
                                (1952级 历史系学生 耿引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