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 北京大学第八届“历史与社会”工作坊纪要

2023年6月10日至11日，北京大学第八届“历史与社会”工作坊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5号楼B117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主题为“日记与书信中的个体情感、群体心理和人际网络”。经专家匿名评审，组委会从101篇征文中遴选32篇邀请参会，共5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了本届工作坊。本次工作坊参会者以青年历史学人为主，注重互动批评，针对性评议外增设与谈环节。与会学人紧扣相关论题，以日记、书信为核心史料，关注广泛的研究时段及议题，提供多角度的观察与思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主任王奇生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学者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介绍了工作坊举办数届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并希望本届工作坊能够继续延续传统、充分讨论，取得圆满的成效。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元周教授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黄江军研究员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

第一场讨论由许天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持，王奇生教授与谈。

李甜（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团体格局与私人关系：徐乃昌民国日记中的同乡组织》一文通过梳理徐乃昌日记，提出群体认同以籍贯、血缘、族群、行业等为范畴，构成了“自我意识”的多层结构。这一认同结构对脱离乡土的旅外人士仍然有效，且体现在同乡团体日常运作及其分化过程中。与西方式团体格局相比，中国式团体格局无法规避私人情感对公共事务的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理念与实践的相背离而造成的紧张感，最终在利己主义的影响下形成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相错位的组织结构。评议人傅伟男指出，该文以徐乃昌个案，丰富了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探索。在具体论述之前，应当对团体格局的概念作严格的界定。同时，注意引入国内学界有关研究成果。他建议，应在事实呈现和理论论述间构建更紧密的联系。

傅伟男（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透过日记探寻真相：蒋介石与衡阳保卫战相关疑案再议》一文认为抗战期间，衡阳失守相当程度上系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判断失误而施援迟缓所致。蒋介石对方先觉等“投降案”的特别处理，既有政治利益的考量，也受个人情感的影响。评议人李甜认为，该文着重分析蒋介石的个人性格与情感。蒋介石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其决策行为中性格与情感表现强烈。他指出，可向蒋介石个人的矛盾性格与追求威权地位之间的张力这一面向做进一步思考与探究。

徐佳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战时中共中下级知识干部的“爱情”》一文指出，通过观察战时中共对中下级知识干部的婚恋管控，可以看到革命话语对作为私人领域的爱情的强大规训作用，伴随组织中的整训和话语的渗透，个体在党组织的注视之下成长、演变、自我超克，积极向党靠拢，呈现出中国共产革命中心灵改造的巨大张力。评议人杨东认为，该文在宏大的战争背景下以及严密的组织架构内部讨论私密的个人情感，选题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他指出，日记中有关爱情的内容往往较为分散，个体的情感在时间流逝中可能会产生变化，从而造成前后矛盾。他建议，应当避免对爱情与政治间联系的过度解读。

杨东（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身份标签的纠葛——从吕惠生、杨思一日记看战时中共知识干部的日常心路》一文讨论身份标签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主要从三个侧面展开：参加革命的热情、对成为好干部的追求以及如何看待利益和荣誉。长期以来形成的身份标签，成为知识干部的思想包袱，对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影响。评议人徐佳恒指出，该文在论述过程中，对小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标签的特殊性挖掘有待深入，其日常生活中还有更多的角度值得展现。他建议，应注意知识干部个人经历的差异化对后续生涯的影响，使用更多的材料在知识干部之间形成对比，以增强代表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王奇生教授对本场四篇发表文章的问题意识、资料丰富程度和论述思路等方面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李甜文中对差序格局、团体格局等概念尚待厘清，论文的问题意识有待进一步明确。对傅伟男的文章，王奇生指出对蒋介石的性格和情感的理解要结合他所处的政治地位和承担的责任，情感的集中表达也许是常态而非缺陷。同时，利用日记不可断章起义。王奇生认为徐佳恒的文章观点基本成立，但要注意对爱情看法的性别差异。同时，应注意抗战前期和后期的干部心态的差异。王奇生指出，日记史料往往存在“常态不记，非常态才记”的特征。王奇生在评议杨东一文时提出，小知识分子的自我革命是一个长久而艰难的过程。

第二场讨论由陆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敏教授与谈。

曾祥辉（暨南大学历史学院）的《辛亥革命期间南京官民应对困局的和平倾向》一文指出，以往的研究并未说明辛亥革命爆发后南京清廷官员的内部差异，也并未说明南京局势由和到战的过程，以及南京战役是否必须打响的问题。他运用中、英、日等多方史料，探讨了战争阴云下南京城内各界人士推出的各种和平方案，以及两江总督张人骏、张勋、铁良等官员的倾向，指出军事战争并非辛亥南京局势演变的既定走向，和平交接甚至和平让渡也是南京各方人士应对困局的重要选项。评议人郭丹认为，本文逻辑通顺、语言精练、史料多元丰富，但建议更多挖掘和运用英国方面的原始史料，并进一步厘清英国和日本在南京局势演变中的具体作用。在分析文中不同人物的态度时，应区分私人和官方态度，以及本人的言说与旁观者的观察之间的差异。此外，本文标题中的研究对象是“南京官民”，但主要涉及官员的立场，对普通民众的态度应更加重视。

郭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声讨“卖国贼”：从金法郎案考察政争舆论对外交案件的形塑（1923-1925）》一文指出，金法郎案原为一起外交、财政案件，但随后演变为国会议员干预内阁人事的工具，并引起直系内部的政治斗争，同时成为广州政府实现自身革命意图的契机。她运用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史料，考察了政治、社会因素对外交案件的影响。评议人曾祥辉认为，本文对金法郎案社会影响的关注，以及对法文史料、报刊史料的运用均是其亮点，但本文对“舆论”的论述应进一步突出具体人物的观点，对“政争”的论述也应涉及吴景濂以外其他人的作用，此外史料的运用也应更加精简。

丁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重访革命时代的低音：日记、书信所见1927年前后的江苏省教育会》一文借助江苏省教育会人士的日记、书信，辅以档案、报刊杂志等史料，考察了1927年国民革命期间，江苏省教育会及其主要成员在政权鼎革之际的进退出处与心路历程，丰富了对1920年代教育场域、政治生态等面相的理解和认识。评议人伊纪民认为，本文对地方社会和个体生活、心理的关注较好地推进了对国民革命的既有研究，但本文在新旧两派势力的对立之外，还应关注双方的合作，避免天然地将“旧派”势力视为边缘群体，并应关注江苏省教育会成员在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期间对“革命”问题的态度有何连续性与变化，同时还可与上海、安徽等邻近地区作比较研究。

伊纪民（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的《“民族”与“边疆”：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边疆民族政策考察（1923-1927）》指出，边疆民族问题是国民革命期间的重要问题，国共两党虽存在不同认识，但对重塑“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追求是一致的。然而，两党在民族政策与外蒙古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成为双方在大革命期间走向分裂的重要动因之一。评议人丁乙指出，本文对细节的把握很好，也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但本文应进一步加强学术史梳理并扩展史料，并使得文字更加凝练，以便进一步突出本文的主题。

罗敏教授指出，曾祥辉的论文角度新颖，但对南京官民和平倾向的说明用的多是日本方面的史料，应更多发掘与南京官民直接相关的史料，并应突出和战意见之间的博弈，而非将和平倾向视为唯一的线索；郭丹的论文呈现了金法郎案的丰富面相，但应注意交代清楚论文中出现的概念和人物关系，并使得论文的叙述线索更加清晰，同时应进一步挖掘与金法郎案直接相关的史料，避免纯粹从舆论角度考察金法郎案；丁乙的论文应进一步加强对学术史的梳理，在史料运用方面应更加集中于江苏省教育会，并注意新旧势力间并非简单的斗争关系，应更加细致地梳理各方间的复杂博弈过程；伊纪民的论文视角新颖，但应更加准确地评估民族边疆问题对国共关系走向的影响，此外还可拉长研究时段，结合国民革命后国民党民族政策的发展对其作更加适当的考察和定位，注意不同时期政策的具体历史语境。

第三场讨论由韩叮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持，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辛逸教授与谈。

卓辉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论文《“解放”前后燕京大学外籍教师的去留抉择与心理演变》以燕京大学外籍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对他们在解放军进抵北平后的判断和选择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权衡利弊后，托事部与校董会仍然决定燕大“不南迁”。在领事馆的撤侨声中，部分外籍教师决定离开华北，大部分人在不安中选择留下。随着中共实行温和友好的政策，外籍教师不仅相信在燕大能继续下去，还预估燕大能在新政权中取得独特地位，甚至左右教育政策。外籍教师的心态演变与时局预判反映出中共统战策略的成功，以及他们对政治的天真。而他们的独特身份也使自身更受制于中西关系的变化。文章利用大量外文档案，以及信函、日记、回忆录等，对中共建国后外籍教师群体的研究有所突破。评议人吴天舟认为，文章运用新材料展现了外籍教师的面向，使文章丰满立体。论文还需要注意的是要把小人物放在大的时代中进行考察，邵可侣等人的材料也可以继续挖掘和补充。在时段上，文章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阐述稍显单薄。

张宸（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重庆解放初期银行职员的思想改造、角色转换与心路历程》指出，形塑“新人”是新中国史研究的热门议题，反映出史学界对社会主义国家新人生成与再造的建构和想象。本文主要利用个人口述、回忆、自传、履历表等私密性较强的档案资料，以重庆解放初期的银行职员群体及个体为中心，力图呈现银行“旧职员”在经过接收、学习、改造与选拔等程序之后，顺利成为“新职员”的心路历程。他们思想改造的动机不仅受外在因素的影响，亦由于自身认识的转变，包括生活与工作的压力，使他们能够主动接受并快速适应新社会的话语体系和行为模式，更多地争取自身利益。评议人林盼认为本文对1949年旧人物的改造、教育、认同等研究有所推进，但这部分群体并不是孤立的，可以继续深入考察对其它地区的影响。史料方面，自传、陈述书等材料的使用需要十分谨慎。他也对文章写作顺序提出了切实建议。

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融入新中国：新政权对旧知识精英的吸纳（1949-1958）》以蒋维乔日记为资料来源，讨论对旧知识精英的政治吸纳及其回应问题。林盼指出，新政权在建立之初即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措施，借助多种渠道对旧知识精英进行吸纳。无论是人大政协吸纳（行政吸纳）还是社会组织吸纳（社团吸纳），都能够有效地将旧精英纳入到管理体系之中。即使是长期远离政治的边缘文化人，在被政治吸纳之后，也能有序参与各项事务活动；通过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逐渐建立起对新政权的了解与信任；且在政府的支持下，能够继续发挥专长，获得相应的政治待遇。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旧精英逐步形成对新政权的认同，进而产生情感意识上的归属意识。评议人张宸认为，对旧知识精英的吸纳和回应的互动关系是本文的亮点，但本文在材料使用和逻辑推论上还有可商榷之处。他也指出，政治吸纳对政府和个人是否有双赢的结果，可再探讨。

吴天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请客吃饭也是革命——1960-1961年巴金成都之行前后》借巴金1960-1961年的成都之行，讨论了运动、创作规划和物质生活保障这三位一体的治理机制。在以运动的形式示警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生产又通过规划被疏导至特定的方向。与此同时，对于像巴金这样具有统战功能的高级知识分子，只要其能够接受思想改造的要求，便可换得惹人歆羡的物质回报。在特殊时期，这一激励机制的效果尤其显著。评议人卓辉立认为1960-1961年对于巴金本人以及时代而言都很值得关注。他也建议作者挖掘更多巴金与其他人的来往信件。另外，同一时期的民主党派人士及作家是否有着同样或类似的对待，可进行深入考察与对比分析。

辛逸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肯定了四篇文章的史料使用。他指出，对小人物、小团体的研究要和时代相联系，不可机械地介绍；对历史的细节应合理地阐述，关注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写论文要多叙事、少概括，在史料裁剪上下功夫；找典型的故事，避免同质化的问题，挖掘小人物的闪光点。此外，史料搜集是写作的前提，应注重资料的多元性，对日记和回忆录的使用也应当互证求真。

第四场讨论由黄心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盼副研究员与谈。

秦文博（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晚清时期汉冶萍公司洋员聘用研究（1889-1911）》详细分析了晚清时期张之洞、盛宣怀、李维格等汉冶萍公司领导者聘用洋员的聘请途径、阶段特征与聘请效果。他指出，洋员招聘的自主权虽在中方管理层手中，但会受到外国使领馆干预、债权限制、外国借款博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各国洋员争斗的影响，其国籍来源则由多元趋向单一，且同国别洋员的机构分布走向集中。评议人吕振宇认为本文史料运用丰富且扎实，作者在行文中使用了大量图表，便利了文意的表达。同时他也对文章的问题意识提炼、篇章结构组织、行文格式规范提出了切实建议。

吕振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留学生生活质量研究——以〈吴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重点考察庚款留学生的重要代表吴宓在留学期间的物质生活质量与心理生活质量，并指出了“心理生活质量”作为一种概念的必要性。得益于家庭与政府的双重保障，吴宓的留学生涯基本没有在物质方面遇到过困难；但从心理层面来说，吴宓却遇到了较大的问题。他认为吴宓的物质生活质量与心理生活质量之间的巨大落差，不仅是其个人的悲剧，更展现了当时整个留学生群体的困境。评议人秦文博提供了可能对本文推进有所帮助的若干史料，并建议对本研究的学术前史展开更深入的考索。他也认为，吴宓成年后才开展其留学生涯，此时其思想已经基本成型；作者也不妨在更宏大的视野上对吴宓与其他留学生进行比较。

杨雅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感知国难：北平伶人的生活叙事（1931—1933）——以〈小留香馆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以荀慧生为关注对象，呈现其在“国难”与“娱乐”之间的矛盾纠葛。在国难之下，作为名角的荀慧生既要做出表率，承担社会责任，又要在混乱时局下维持生计，运营戏班。作为北平的一份子，他也受到各种名目的“爱国捐”之累，遭到地方政府的无端欺压。而随着日军侵略势力的迫近，荀慧生等人对抗战前景持悲观态度。她认为，国难时期荀慧生的生活叙事，反映了个体的生活逻辑与政治逻辑之间的冲突，也展现出“国”与“民”关系的复杂状态。评议人柏冠冰肯定了作者在资料搜集和进入研究对象方面付出的大量努力，并指出了文中若干局部逻辑的瑕疵。他也认为，荀慧生兼具知名艺人和普通市民的双重身份，其生活体验未必能够代表国难下的一般民众生活，建议作者在结语中凸显荀慧生的特殊性。

柏冠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从〈杨玉清日记〉看国民党的政治生态与理论宣传》以《杨玉清日记》为核心史料，借由对杨玉清在国民党内的仕途经历、交际网络以及民国时期生活情况的考察勾勒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态情况，并窥探国民党理论宣传工作的实际效果。他对《杨玉清日记》的研究表明，国民党内尖锐的派系矛盾严重影响了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人才选拔和任用上的诸多问题，而国民党理论宣传亦十分失败，因此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是一种必然结果。评议人杨雅丽认为本文在史料运用上十分扎实，但结语的部分观点值得商榷。她也建议作者引入对比的视角，从不同个体的政治选择观照不同政党的政治文化与制度设计，并指出杨玉清和汪精卫、顾维钧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林盼副研究员指出，人不是个体的人，世界也并非个体的世界，历史研究者应该把历史参与者放在具体时局的“舞台”上进行理解，历史研究应将影响个体行为选择的外部力量和宏大结构呈现出来。书信和日记具备私密性的特质，是一类相对难以获取的史料，其所能带来的新视角、新感受值得我们关注。他也对本场报告的四篇文章在篇章布局、段落层次组织上给出了切实的建议，并提醒四位报告人应当集中关注每一个研究对象最重要与精彩的特质，而无需面面俱到；结语也不必过度放大个案研究的价值。

第五场讨论由杨东教授（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持，吉辰副教授（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历史学系）与谈。

王国晋（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清代票号的书信情报与跨区经营》一文认为通过总分号制、书信制度，巨兴和票号建立起一个以祁县总号为中心，以京、津及周边与东北各城市分号为连接点的跨区域经营网络与情报网络。在票号仍处于兴盛的咸丰年间，巨兴和票号通过传递官文书的提塘传递书信。评议人宋雪云鹤指出，本文厘清了票号书信传递的诸多问题，内容丰富。她建议可以适当调整章节分布，前言、结语内容较少，可不单独列为一个部分。

钱金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甲午战时的流行地图及士人阅读》一文认为甲午时期的流行地图呈现出新旧交替、粗精共存的特点，与此时知识界西学东渐、东学中进的状况相呼应。通过对日记、书信的关照，可知士人地图获取的难易程度存在个体差异，与士人社会地位、地图印刷地理及销售体系相关。评议人刘希洋认为本文关注的时期——甲午战争时期具有典型意义。他提出，本文涉及阅读的内容稍显单薄，建议多挖掘相关材料，或可以尝试从知识史的角度探讨近代地图带来的知识结构转变。

刘希洋（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的《文本、阅读与实践：晚清士人的医书阅读及其社会效应》探讨了医书阅读及实践如何改变社会的议题。本文将阅读行为划分为工具性阅读、学习性阅读、反思性阅读三种模式，三者间没有先后优劣之别，在社会效应方面具有内在关联和层次之分。评议人钱金铭认为本文结构规整，材料丰富。她认为人的阅读行为具备多样性和复杂性，前述三种模式能否概括所有的医书阅读行为、是否需要精细区分值得进一步思考。

宋雪云鹤（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的《晚清书籍刻工、写工史料补遗三则——以叶昌炽日记为例》以叶昌炽的《语石》、《邠州石室录》写刻过程为线索，结合同时代刘承干、缪荃孙为代表的晚清藏书家往来书信，讨论了苏州刻工徐园圃父子及写工金缉甫的史料补遗、20世纪初江浙沪地区的刻工工价与计价细节等问题。评议人王国晋认为本篇选题具有学术价值，也建议作者重新审视传统的意义。他也指出，本文对写工、刻工群体的描述亦有待加强。

吉辰副教授对本场四篇发表文章的问题意识、资料丰富程度和论述思路等方面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士大夫消息流通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清代票号的书信情报与跨区经营》想要以小见大，但需思考巨兴和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是否当时票号都通过提塘而非信局传递信件，是否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才通过提塘传输？吉辰表示，钱金铭的论文主要关注发达地区的士人，但有些士人受区域所限，接受到不那么高端的地图，这一部分群体也值得关注，文中使用的朝鲜地图也需要找到原本。吉辰认为刘希洋的《文本、阅读与实践：晚清士人的医书阅读及其社会效应》写法稍显刻板，可以尝试调整写作方式。他也建议宋雪云鹤的论文可以考虑修改标题，“史料补遗三则”如果改成“研究三题”似更合适。

第六场讨论由黄江军研究员主持，王元周教授与谈。

杨巍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复出与引退：丙午年间张元济的官场勾留》详细考述前人较少讨论的张元济在丙午年间（1906年）的仕进与引退。戊戌政变后，张元济退居沪上，关心时局却无意仕途。丙午年，张两次复出又两次引退，其革新主张与出洋考察意愿均未获实现。张元济对官场黑暗与政治险恶的认识，是其最后失望告别官场的主因，折射出晚清趋新士人与清廷渐行渐远的趋向。评议人赵帅认为，张元济的个案能否说明士人与清廷的离心趋向还值得再讨论，其在丙午年对清廷的不满究竟系于具体新政的举措还是整体的甚至倾向于革命的态度尤需斟酌。

赵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北京政府与南北报界：〈新中国〉的报政网络》以“报政网络”视角讨论“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新中国》的相关史实。《新中国》集结京沪各大报著名报人为其撰稿，复有以张弧为主的政界势力支持，影响颇大。但该刊物屡遭新派人士非议，被视为由军阀官僚背书、假冒新思潮招牌的杂志。《新中国》自第二卷起施行“革新”，同样体现其背后报政网络的强大影响力。评议人杨巍巍认为，论文对报政网络论述较不充分，于《新中国》与政治的关系一面需更多着墨；论文结构上，前两节稍显枝蔓。

察应坤（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的《梁漱溟何以走上乡村建设道路：以梁漱溟往来书信为中心》认为，讨论梁氏乡村建设思想不能简单从其注意乡村来爬梳，其乡建思想的逻辑出发点乃是其对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通盘思考的结果。梁氏早年交游师友对乡村问题的关注，是梁走向乡村建设的更为直接的推动力。评议人罗英华指出，论文立意若建立在充分的学术史梳理基础上将更能得到凸显；题目与正文内容有所割裂，在梁走上乡建道路历程及其思想观念的分析两方面可作出篇幅调整。

罗英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顾临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发展》注意到顾临虽非医学专家，却以自身卓越的人脉网络、缔结能力与管理能力，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发展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并奠定其后协和发展的人员基础。顾临的人际关系网络建构有着显著的精英主义立场，使得协和早期的的舆论公关限于保守与消极。评议人察应坤认为，顾临身处的位置与社会角色决定着其人际关系自然是精英主义式的，故而研究者应对这一特征的局限面存充分理解而非否定。

王元周教授对本组四篇论文的选题表示肯定，并提供进一步思考的方向。讨论人际关系，不应局限于捕捉人际间的直接互动，有时缺场背后往往有更实质的关系运作。将晚清士人视为一个群体的做法应该摒弃，不同士人之于朝廷的进与退，究竟有无结构性的因素值得深入思考。讨论“五四”时期的报政网络，不可只着眼于人际网络，还应看到知识分子激进与稳健的态度差异造成的不同影响。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分析，归结于传统派或现代派均失之于简，而应更细致地梳理其投身乡建中的各类思想资源。借鉴新文化史、全球史的视野与既有成果，亦将有助于推进人际网络的研究。

第七场讨论由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常宝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策助理教授与谈。

张鑫（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公事私函：明代中后期朝野政治互动的一种样态》一文详细分析了明代万历朝内阁首辅申时行在“倒张事件”中的通函情况，进而管窥“公事私函”这一朝野政治互动的重要样态。他指出，“公事私函”以一种“半官方”、“类常态”的方式，深度嵌入明中后期中枢决策机制之中，有助于国家政务在处理运作过程中更加审慎、便捷与高效，亦对消解君上与臣下、中央与地方、内阁与部院封疆之间可能出现的信息不对称、意见难统一、利益有分歧等矛盾痛点大有裨益。在处理“倒张”这一万历朝重大政治性事件过程中，内阁首辅申时行便通过公奏、私函并行的方式，多方联络、折冲樽俎，为事件最后的平稳终局，发挥了积极效应。评议人高志军指出，该文层次分明，史料丰富。不过，该文论述的重点“倒张事件”是明代中后期政局的缩影，并不涉及朝廷与民间的互动，“朝野”一词值得商榷。

高志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一函抵万金：李鸿章信函往来与丁戊奇荒时期台湾板桥林氏捐款分配》一文主要勾勒了丁戊奇荒时期，台湾林氏捐款用作华北赈款的过程，分析了李鸿章在主持分配借款数额过程中的思虑所在。他指出，李鸿章将台湾林氏捐款的大部分借给了河南，小部分借给山西。之所以如此，公因在于山西从中央及各省获得的援助比河南多很多，且林氏捐款由河南动议奏借，再加上李氏担心山西欠债太多将来难以还款；私因在于李氏欲借捐款分配为丁日昌与自己积攒声誉人脉。李鸿章在全力协助晋豫两省办赈的同时，稍存维护和扩大人脉的私心，以为其洋务、海防等事业铺路。评议人张鑫指出，本文行文上结构完整、文字洗练、史料丰富、问题聚焦。他认为，该文在立意上有提高的空间，可在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与前行研究展开对话，从而呈现该文核心的学术价值。此外，他指出在行文过程中可适当直接引用关键史料，以期为读者提供史料所在的文本语境。

吉辰的《一个天津盐商眼中的甲午战争——姚学源致李鸿藻未刊信札解读》一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 15 函 36 册《李鸿藻档案》为核心史料，解读盐商姚学源对甲午战争的观察与思考。他提出，姚学源对当时的政局与战局多有记述与议论，并于旅顺陷落之后一再表达主张议和的观点，还透露了天津的种种民情与政情，诸如战争恐慌的不断上升与办理团练的成效低下。这些信札不仅为观察甲午战争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还反映出姚学源作为“绅商”在天津官场拥有的丰富人脉。评议人于泽州指出，该文的立意明确、文笔成熟，颇有值得学习之处。他指出，文中提及“盐商八大家”这一说法需要斟酌。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扩充史料，对比时人对于中日议和参差的表态，并探析参差背后的原因何在，以期对于“不同身份、阶层的人对于甲午战争的观察”这一议题有更为充分的说明。

于泽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文人边帅”与“铁腕总督”：广西督边时期郑孝胥与岑春煊关系探研》一文在厘清广西督边时期郑、岑二人关系演化的基础上，以郑氏督边时期涉及的大事小情为主线，勾勒晚清地方官场生态，并以此个案为例反映晚清政治史的一个侧面。他认为，郑、岑二人在广西共事近三年，文人出身的边帅郑孝胥与以铁腕手段著称的岑春煊曾合作整顿吏治、剿除匪患，后因边饷、军队调度等问题掣肘，郑遂因病请辞。究其原因，在于二人治边、治地的目的与手段各不相同。不过整体来看，郑、岑之间的关系虽时有波澜，但相对平稳。评议人吉辰认为，本文利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郑孝胥档案，在史料利用上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不过，“郑的这一番说辞并非有意推辞”这一论断须再斟酌。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也值得关注。

韩策老师对本场四篇文章的问题意识、史料运用情况、论述思路等方面进行点评。他认为四篇文章都以书信、日记为核心史料，围绕明清以来政治史上重要人物展开探讨，给人眼前一亮之感。张鑫文章所提及的“公事私函”现象在明清时期其实比较普遍，应着力挖掘“倒张事件”中通函的特殊性所在。高志军的文章对李鸿章的往来信函有着细致的梳理。值得注意的是，晚清以来人情因素对于争取粮饷的调拨、兵源的分配等政治事宜十分关键。在行文中，应该对于公私层面的因素究竟对于分配借款起到多大的影响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梳。吉辰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证清晰。若能搜集李鸿藻的回信予以补充，文章会更加出彩。于泽洲的文章对郑、岑二人关系演化过程进行了扎实的梳理。不过行文中部分表述需再斟酌。

第八场讨论由王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持，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执行主任、历史学院江沛教授与谈。

黄佳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压力下的生存选择：山东潍县集中营狄兰、恒安石逃亡事件研究》一文集中关注日军集中营中两位美国侨民逃亡的微观事件。狄兰、恒安石被关入潍县集中营，经过多次尝试后逃出营地，加入到帮助其的地方武装王豫民部队中。在一年多的逃亡生涯里，二人为集中营联络各方、偷运战况、筹措物资、预备营救计划。她认为，逃亡行为有利有弊，争议不断，既是满足个人利益的决定，又肩负集体利益的重担。战争年代，普通个体的生存空间被无限压缩，平民俘虏这一受害者更处于长期的生存危机中。逃亡是战争高压之下有限的选择，亦是弱势群体拓展生存空间的竭力尝试。评议人蒋蓉芳指出，本文写法新颖，征引诸多互联网史料令人耳目一新，不过在关键词选择、文章局部逻辑方面仍可商榷，语言表达方面也有过于文学化之嫌。她也认为，两人逃亡事件背后个人利益与集体得失的衡量不妨详细展开。

蒋蓉芳（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沦陷区银行家的生存与博弈——以周作民为中心的考察》一文考察周作民在商业行为之外借助政商网络的运作，他既涉足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又与地方军政实力派、日本在华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多方斡旋中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她指出，较之金融界同行，周作民无疑拥有较多主动权，表现出更强的生存韧性，但在日伪强权面前，他所施展的终究还是“弱者的武器”，更无力对抗时局的剧变。周作民的个案，不仅展现出战时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博弈，也为沦陷区上层人物的行为逻辑与生存实态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评议人黄佳希比较了本文与自己文章的共性和特点，肯定了本文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她也建议应对政商网络的概念进一步厘清，结语部分应再提炼、升华和再思考，并注意注释的格式规范。

李常宝（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广土安辑与制度抵牾：抗战时期国营黎坪垦区种烟案之经纬》一文以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在黎坪设置的国营垦区为关注对象，呈现了一起种烟案的历史经纬。1943年8月，鄂陕甘边区总司令祝绍周向蒋介石揭发安汉于垦区内“包庇纵容他人种植鸦片”，公审后蒋介石裁决安汉“就地正法”。纵观本案，看似人赃俱获，然重要人犯吴西堂潜逃，该案并未构成完整的证据链，但终以安汉死罪定谳，折射出战时大后方中央直属垦区与地方政府因制度抵牾所造成的紧张政治生态，兼以陕南土客籍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其结局是安汉原本可以不死却成必须死者，时人乡党为之不平至今。评议人刘文欣指出，本文叙述生动、可读性强，涉及了丰富的知识层次和历史知识版图。她也认为，在具体制度考察之外亦应对“人”有所关注，历史时期诸多矛盾的爆发与历史中的“人”分不开。

刘文欣（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抗战时期的女性人格形塑与情感共同体——〈让庐日记〉中的阅读、爱情与政治》一文以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女学生杨静远写下的《让庐日记》为核心史料。《让庐日记》保存了战时大后方校园生活的大量史料，也提供了一份40年代知识女性的心灵自述。她借助福柯的“自我技术”理论探知杨静远的阅读及相关的自我书写与实践，是试图在自身的浪漫人格基础上锻造出富有牺牲奉献意识的柔韧主体，这勾勒出战时女性主体自我形塑的一个具体面向。在此前提下，杨静远对爱情的期待超越了一般的浪漫情感，而纳入“工作”的因素，这也成为理解她的左倾思想转向的一个中介点，她所设想的情感共同体，呈现了40年代的爱情与政治新的互文。评议人李常宝肯定了本文合理的文章结构与严密的文章逻辑，但在文章不同部分的平衡、标题遣词的谨慎方面仍可商榷。他也指出，杨静远的个案呈现出战争背景下高级知识分子易于忽略对子女的引领，亲子关系中骨鲠的出现激发了她对原生家庭的逃避。

江沛教授对四篇文章在史料运用、行文逻辑、问题意识等方面进行了点评与指引。在强权与战争的背景下，逃亡与否的抉择纠葛呈现出个体巨大的生存压力与民族国家宏大立场之下的个体矛盾；周作民在各方政治势力间博弈斡旋，展现了个体在重压之下为图生存的投机行为，颇具代表性；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在诸多贫困地区是自然条件下无奈的谋生选择，其是否能被视作地方发展的窒碍有待商榷；杨静远能否充当近现代中国女性群体的代表亦可再思考。江沛教授也指出，既有史学研究中欠缺对历史人物内心起伏的分析，需要更多与文学研究的范式交流互鉴。

第八届“历史与社会”工作坊在经过两天八个分论坛讨论后顺利闭幕。王元周教授在闭幕致词中谈到了本次工作坊的开展特点和讨论的几个集中问题，并特别感谢了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等单位对本次工作坊的支持。江沛教授、罗敏教授、李常宝教授、韩策助理教授、察应坤助理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围绕本届工作坊的文章特色、未来工作坊主题的确立、论文选题的创新意识、论文写作的方法技巧，和论文发表的注意事项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讨论。北京大学“历史与社会”工作坊也将继续为青年历史学人创造对话平台，感谢并期待学界和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支持。

文案 | 会务组（各场讨论主持人）

统稿 | 黄心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