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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系举行“纪念汪篯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 点击数:1284 | 更新时间:2017/2/20 8:51:30 | 文章录入:cj | 【字体:

 

年前1225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唐史学会共同举办纪念汪篯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座谈会。

 

上午的会议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教授主持。吴宗国教授首先作《纪念汪篯先生诞辰100周年》的主题发言。朱雷教授深情回忆了唐长孺先生和汪篯先生的深厚友谊,指出唐先生始终引汪先生为自己的学术知己,因此才在“文革”刚刚结束的艰难局面下,毅然决定亲自为汪先生的遗稿作序。中国人民大学沙知教授、浙江大学梁太济教授社科院历史所学者张泽咸、林甘泉、陈智超、张弓、李斌成、王曾瑜等人在他们的书面发言中,回忆与追思了汪先生当年给予他们的谆谆指导。汪先生认真严谨的学风、对青年人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的发言,立足于汪篯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总结自己的学术人生时所说的,“自己的成长,一是得益于扬州中学的数学学习,培养了严格的逻辑思维能力;二是从陈寅恪先生那里学到了整理材料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三是在马列学院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会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问题。”从他个人治学经验出发进行了新的诠释。

 

唐长孺先生之子唐刚卯先生披露了一封当年汪篯先生写给唐长孺先生的信件,并回忆了汪先生与唐先生的学术交谊中的诸多细节。

汪篯先生的公子汪安先生在致辞中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了诚挚的谢意。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高滨和黄承炳则分别汇报了自己阅读汪篯先生著作的体会。

下午的会议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和国学院孟宪实教授主持。各位学者就汪篯先生的学术史意义、汪篯先生毕生从事的隋唐史领域诸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有些论断是对老一辈学者研究成果的批判与扬弃,还有一些观点自出机杼,但都言之有据,显示了当下隋唐史学界的活力。这也是对汪先生坎坷学术生命的最好纪念。

在热烈的气氛中,与会学者就汪篯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贡献以及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与会学者指出,今天我们纪念汪篯先生,首先要学习他一心扑在教学上,把教学和培养学生作为自己毕生的职责和追求。他继承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老一辈学者重视教学,把教学始终放在第一位,以培养出一流的学生为已任的传统。他总是紧紧围绕教学特别是基础课程的教学进行科学研究,不断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教学内容。以最新的研究成果来传道授业,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开阔学生眼界,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走进科学研究的殿堂,是他毕生的努力。他上个世纪50年代的学生马克垚教授谈到1956了选修了汪先生的“从北魏到唐中叶的土地所有制”课程,他深情地回忆道,“汪篯先生把北魏的均田令和唐武德均田令对照,一字一句讲解,其思维之细致周密,考订之精审详尽,让我十分佩服。汪先生将露田、桑田、口分、永业,这几个名词,就讲了很长时间。北魏令中有一句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但有的版本上作“限四年”,于是“限四年”还是“限四牛”,孰对孰错,就讲了很久,最后说“限四年”不对。还有一句是“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因为桑田按规定是永业,不在还受之限,这儿为什么又说“没则还田”,于是又引《通典》、《册府元龟》等来证明“没则还田”为衍文。汪先生讲了一学期的课,一个均田令也没有讲完。我这才知道古书中简单的几句话,几个字,有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多的问题。以前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毛病,是做不好学问的。”

与会学者还指出,纪念汪篯先生,要学习他热爱老师、善于学习的品质,学习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学风,学习他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要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成就。

与会学者还指出,汪篯先生在政治史的研究方面,不仅完善和发展了陈寅恪先生关于关陇集团、门阀士族等方面的学说,而且对唐朝政治历史的很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结合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对唐朝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和主要线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关于唐太宗、武则天、文学吏治之争、牛李党争等方面的论述,为我们研究唐代政治发展打开了新的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张耐冬博士的发言《陈寅恪学术体系中的汪篯印记》,认为汪篯先生对陈氏“关陇集团”一说有补充修正,而汪氏在唐初政治史的研究对陈氏“山东豪杰”“婚姻集团”等学说也有着潜在影响。汪先生对政治进程的具体分析,恰恰是陈氏的不足所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研究生蒲宣伊《关于东晋的建国——从<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东晋的建国>》对比了陈、汪两文,认为两位先生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观点虽有差异,但就整体而论,汪文仍对陈氏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和延伸。

南开大学夏炎教授《唐前期政治史如何重构》强调正史依然是隋唐政治史研究的基本材料,汪篯先生政治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其既运用正史材料搭建整体叙述框架,又重视细节,对个体的人有深刻独到的把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曹印双《汪篯先生隋末唐初政治史研究启示》认为汪先生早期的政治史研究主要继承了陈寅恪先生的方法,后期的政治史研究则将义宁史法与马克思主义完美结合,既有深厚的考证底蕴,又有理论深度。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李淑《试论唐玄宗对武则天时期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在陈寅恪、汪篯、吴宗国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梳理了武则天至唐玄宗时代的政治嬗变。任教于山西大学的丁俊博士《从“文、吏之争”到“政事分途”》,在汪篯、吴宗国先生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开元年间的择相问题乃是“政事分途”的结果,而非“文学与吏治之争”。

中国社会科学院黄正建研究员《汪篯先生<唐田令试释>读后》一文指出汪先生是中国学界较早关注《田令》研究的学者。先生的诸多考订成果已经为新出北宋《天圣令》证实,从中亦可见汪先生制度史研究的功力与深度。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冻国栋教授《试述汪篯先生有关隋唐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贡献》肯定了汪先生在隋初户口数字、隋代户口数据变动等问题上取得的杰出成果,认为汪先生有关隋唐田亩数的三篇札记逻辑严密,充满辩证思维。

北京联合大学张雨博士作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视野下汪篯先生的经济史研究》的报告,认为汪先生在均田制、租庸调性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等问题上皆有创见。汪先生强调“赋税来源于地租的再分配”,立足封建社会“生产过程的个体性质”来理解均田制的意义,均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高滨和黄承炳则分别汇报了自己阅读汪篯先生著作的体会。黄承炳在《如何应对史籍中遗留的数据—读汪篯先生〈隋唐耕地面积问题研究〉》中提到,汪篯先生集中讨论隋唐耕地面积和户口问题的四篇札记“既廓清了学界以往的误解,同时在具体研究路径上,尤其是面对史籍中遗留的数据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方面,也给后来者提供了示范 。”高滨在《汪篯先生的数学修养与隋唐史研究》的发言中谈到自已阅读汪篯先生著作的体会,“先生继承了老一辈学者扎实严谨的考据学风,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宏大的历史视野。先生取精用弘,折衷两者,研究成果既把握了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无琐碎之弊;又对重要的制度、人物有细密的考订,无空疏之病。反复阅读体会先生的著述,感到先生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自觉运用量化和统计的方法,论述的逻辑严密。这些与先生杰出的数学能力是分不开的。”

最后,冻国栋教授和胡戟教授进行了大会的总结发言。冻国栋教授高度评价了汪篯先生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对这次纪念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满意。薪火相传,冻教授在总结发言中也对青年一代的历史学者提出了殷切期望,希望他们在继承老一辈学者扎实学风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将隋唐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峰。胡戟教授则指出,汪先生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一生秉持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理念。纪念汪先生,只有立足于这一点,才能将先生的学术区宇发扬光大,而这也是我们后辈学人的责任与使命。

参加会议的还有杨曾文、赵和平、葛承雍、吴丽娱、宁欣、荣新江、陈爽、任士英、朱玉麒、陆扬等隋唐史学界众多学者。

(吴宗国据高滨稿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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